托妮·莫里森教會我們的「反消除」哲學

2017年，當普林斯頓大學的聽眾問及南方拆除邦聯雕像的看法時，托妮·莫里森給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我不喜歡消除。保留它們，談論這種冒犯。在旁邊立另一座雕像，表達相反的意思。」

她甚至補充說可以在雕像脖子上掛條繩索。聽眾緊張地笑了，但這位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並非在開玩笑。這個回答背後，是她一生與「消除」抗爭的哲學。

從騎師雕像看歷史保存

莫里森的「反消除」理念早在1970年代就已成形。在《重新發現黑人歷史》一文中，她講述了NAACP（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一個故事。

該組織預訂酒店舉辦大會，條件是移除大廳裡的兩座黑人騎師小雕像。酒店管理層勉強同意，但在雕像被移走前，先用白布將它們蓋住。

莫里森的反應令人震驚：她批評的不是酒店管理層，而是NAACP放棄了頌揚一段鮮為人知的黑人成就的機會。

「1900年前，騎師這個職業幾乎完全屬於黑人男性；前27屆肯塔基賽馬會中有14屆由黑人騎師獲勝；艾薩克·墨菲是首位三度贏得德比賽的騎師；吉米·李在1907年贏得了邱吉爾園馬場的全部六場比賽。」

她認為，用白布遮蓋這些雕像，不僅是對白人蔑視的屈服，更是對自己歷史的背叛。

文學中的「存在」與「缺席」

莫里森最著名的小說《寵兒》(1987年)展現了她如何在文學中處理這種矛盾。小說以一個被殺害的奴隸女孩的鬼魂為主角，這個鬼魂既是存在的，又是缺席的；既是個體，又代表集體。

在描寫布里德洛夫家簡陋的店面公寓時，莫里森寫道：「這些傢具根本無法形容，它們在各種無思無慮、貪婪和冷漠的狀態下被構思、製造、運輸和販售。」從丟失的硬幣或胸針，她寫到生命本身的缺失。

這種技巧讓讀者同時感受到存在與缺席，真實與虛無。

對華人世界的啟示

莫里森的方法對處理華人世界的歷史爭議具有啟發意義。無論是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二二八紀念碑，還是六四紀念活動，往往面臨「紀念還是遺忘」的二元選擇。

但莫里森提供了第三條路：保留爭議性的記憶載體，但在其旁邊增加不同的聲音和詮釋。這種做法在台灣的轉型正義過程中已有體現，將威權時期的雕像保留並加上說明牌。

香港的情況更為複雜。在政治環境限制下，如何保存集體記憶成為更大挑戰。莫里森強調的「語言的力量」或許提供了另一種可能：透過文學、藝術等形式，在看似平常的敘述中保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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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記憶保存的挑戰

在數位時代，莫里森擔心的「消除」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社群媒體貼文被刪除，網站消失，演算法決定什麼被記住、什麼被遺忘。

中國大陸的網路審查、香港的「被消失」書店、台灣的假訊息爭議，都反映了記憶控制的不同面向。莫里森的文學實踐提醒我們：真正的抵抗不是對抗消除，而是創造無法被消除的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