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雄的雕像倒下,我們紀念的究竟是什麼?
美國勞工運動領袖塞薩爾·查維斯遭性侵指控,各地紀念碑相繼拆除。這場風波不只是一個人的是非,更揭示了「英雄史觀」如何塑造——並扭曲——集體記憶。
一座銅像被拆除,只需要一個早上。但它所代表的集體記憶,需要幾十年才能建立——又往往在一夜之間崩塌。
發生了什麼事
2026年3月底,紐約時報發布了一篇調查報導,詳述美國農業勞工運動領袖塞薩爾·查維斯(Cesar Chavez)涉嫌性侵的指控,包括對未成年人的性誘導與侵害。查維斯的長期戰友、同為運動核心人物的桃樂絲·韋爾塔(Dolores Huerta)也公開指控遭其強暴。
查維斯於1993年去世,長期以來被視為拉丁裔美國人的精神象徵——他所創立的全美農業工人聯合會(UFW)在1960至70年代透過罷工與全國性抵制行動,為農業工人爭取到更好的薪資與工作條件。在加州洛杉磯,以他命名的街道、公園、圖書館、學校不計其數;2012年,歐巴馬總統更將其位於加州特哈查皮山脈的故居設立為國家紀念地。
報導刊出後,反應迅速:多地銅像與壁畫被遮蓋或移除,加州議會廢除了以他命名的州定假日,改設更具包容性的「農業工人日」。兩位共和黨參議員甚至提案關閉那座國家紀念地。
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
查維斯事件的衝擊,遠不止於一位歷史人物的名譽崩塌。它揭開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我們究竟在紀念誰,又為了什麼而紀念?
非營利研究機構Monument Lab於2021年的調查顯示,在美國被紀念碑最多的歷史人物前50名中,沒有任何一位是在美國出生的拉丁裔。查維斯因此成為稀缺的可見符號——一個讓拉丁裔社群得以凝聚認同的圖騰。UCLA文化史學者艾瑞克·阿維拉(Eric Avila)說:「他是1960年代圖像學的一部分。對墨西哥裔美國人來說,查維斯就是那個時代的象徵人物。」
然而,這個象徵的建立,本身就存在著重大的省略。
1965年的德拉諾葡萄工人罷工——現代農業勞工運動的起點——並非由查維斯領導,而是由以菲律賓裔工人為主的農業工人組織委員會(AWOC)發起,領導者是菲律賓裔組織者賴瑞·伊蒂翁(Larry Itliong)。此外,長期為無證移民工人發聲的活動家伯特·科羅納(Bert Corona)的貢獻也幾乎被歷史遺忘。更令人不安的是,查維斯本人曾發起「非法移民運動」,鼓勵工會成員向移民當局舉報無證工人——這與他「為弱勢發聲」的形象形成鮮明矛盾。
一座英雄的雕像,往往是用無數他人的故事鑄成的。
拆除之後,建什麼?
有人建議,既然查維斯的形象已無法維持,不如將壁畫與紀念碑換成韋爾塔的肖像。洛杉磯與費城已有壁畫藝術家這樣做了。但韋爾塔本人明確表示不願意:她希望紀念的是「UFW的殉道者、組織者、農業工人,以及為了比任何個人都更偉大的事業而犧牲一切的家庭。」
Monument Lab總監保羅·法伯(Paul Farber)提出了更根本的問題:「不只是誰值得被紀念,而是我們如何紀念,如何讓歷史以最完整的面貌被呈現?」
世界各地已有一些嘗試回應這個問題的案例。1982年,瑪雅·林(Maya Lin)設計的越戰陣亡將士紀念碑,以一道嵌入地面的黑色花崗岩牆體,刻下所有戰死者的名字,而非樹立任何一位將軍的雕像。2020年,維吉尼亞大學的「被奴役勞工紀念碑」以石圈刻名,對於姓名不詳者,則以一道細線標記其存在。2025年,布林茅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完成的一件裝置作品,將曾在校園勞作的黑人工人走過的地下通道化為發光的步道,夜間從地面透出光芒。
這些設計的共同點:它們紀念的是群體,而非個人。是結構,而非英雄。
對華人世界的啟示
這場關於紀念碑的辯論,在華人社會同樣有其共鳴。
台灣社會對蔣介石銅像的去留爭議延續多年,折射出轉型正義與歷史詮釋的複雜角力。香港曾有的殖民時代紀念物,在政治變遷中悄然消失或被替換。中國大陸的公共空間則長期由特定歷史敘事所主導,個人崇拜的遺跡與官方認可的英雄形象並存。
不同的政治脈絡,呈現出不同的「紀念政治」——但核心問題是相通的:公共空間中的紀念物,究竟是在呈現歷史,還是在建構歷史?誰有權決定哪些人值得被記住,以何種方式被記住?
查維斯事件還有另一層值得關注的面向:在移民政策日趨嚴苛、ICE突擊搜查成為日常新聞的當下,農業工人的處境並未因為有了英雄象徵而根本改善。氣候變遷加劇了野火與極端高溫,農業工人仍在惡劣條件下勞動。運動的目標從未完成,但紀念碑卻已將它「歷史化」、「完結化」。
或許,最誠實的紀念方式,是讓人們記住那些尚未解決的問題,而不只是那些已被神話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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