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選擇遺忘，還是選擇直視？《麥可》創票房紀錄的代價

銀幕上，那個月球漫步的身影再次出現。觀眾起立，掌聲雷動。2026年4月，傳記電影《麥可》（Michael）在首映週末創下破紀錄票房，洛杉磯杜比劇院的首映式燈光璀璨，彷彿一切陰霾從未存在過。

然而，這份狂歡背後潛藏著一個讓人無法輕易迴避的問題：我們究竟是在致敬一位音樂天才，還是在集體選擇遺忘？

「讓那些不愉快的事過去吧」

2019年，HBO紀錄片《離開夢幻莊園》（Leaving Neverland）震撼全球，多家廣告商停止使用傑克森的音樂，《辛普森家庭》也將他配音的集數下架。那一刻，外界以為傑克森的名字將永遠帶著一個無法抹去的星號。

但現實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如今，《離開夢幻莊園》在傑克森遺產管理方的法律運作下已從HBO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部製作精良、票房飄紅的傳記電影。在爛番茄的觀眾評論區，有人寫道：「忘掉那些『專業』影評人吧，他們完全偏離了重點。如果你想感受流行樂之王的魔力，這部電影做到了。」

至少10位人士公開指控，他們在兒童時期遭受傑克森的性虐待，且陳述細節高度一致。唯一進入刑事審判程序的是2005年的案件，傑克森最終獲判無罪。但這在兒童性虐待案件中並不罕見——根據2019年的研究，所有兒童性虐待案件中，進入起訴程序的不足五分之一，其中獲得定罪的又只有約一半。

當兩個弱勢群體被迫對立

電影導演安托萬·福夸（Antoine Fuqua）在接受《紐約客》採訪時坦言，每當聽到針對黑人——尤其是成功黑人——的指控，他都會本能地停下來思考。他提到，電影初剪版本曾呈現傑克森在警方調查過程中遭受屈辱對待的場景，但因法律原因被剪除。他對部分指控者父母的動機存疑，並表示自己無法確定指控是否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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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懷疑並非毫無根據的情緒反應。美國黑人被關押於州立監獄的比例是白人的近5倍，每81位黑人成年人中就有1人正在服刑。斯科茨伯勒男孩、中央公園五人案、艾米特·提爾的悲劇——黑人男性被虛假性犯罪指控、乃至因此喪命的歷史，是真實存在的傷疤。

然而，這裡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面向：向傑克森提出指控的孩子們，同樣是司法制度下的受害者。2005年案件的指控者是一名拉丁裔少年。犯罪學教授艾莎·K·吉爾（Aisha K. Gill）指出，「黑人與少數族裔兒童身處多重結構性不平等的交叉點，他們的受害經歷在犯罪學文獻中至今仍被大量忽視。」

換言之，討論傑克森案，不可避免地將兩個同樣被司法體系辜負的群體推向對立：黑人男性，與遭受性虐待的兒童。這種對立本身，就是一種悲劇。

華語世界如何看待這場爭議？

在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的網路討論中，對傑克森的評價長期呈現兩極分化。一方認為他是跨越種族與文化的音樂符號，其藝術成就不應被「未經定罪的指控」所污名化；另一方則援引#MeToo運動的邏輯，主張「受害者被相信」（believe the survivors）應成為文化消費的道德底線。

值得關注的是，索尼音樂（Sony Music）是傑克森音樂版權的主要持有方之一，《麥可》的票房成功直接關係到其音樂授權的商業價值。對於亞洲市場的娛樂企業而言，如何在「藝術遺產的商業開發」與「道德責任的公眾期待」之間找到平衡，是一道愈來愈難以迴避的題目。

中國大陸市場對傑克森的認知，更多停留在其音樂與舞蹈的文化影響力層面，對性虐待指控的討論受到平台管控的限制，公眾輿論的形成路徑與歐美截然不同。這種資訊落差，使得同一部電影在不同文化語境中，承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

娛樂的慾望，與直視的勇氣

在TikTok上，「有罪還是無罪？」的討論串裡，多數留言傾向「無罪」，「世界欠麥可一個道歉」的說法不斷被轉發。這種情緒的背後，折射出的是：當娛樂的慾望足夠強烈，人們往往會主動尋找讓自己「心安理得地享受」的敘事框架。

《麥可》的成功，是對一個時代音樂遺產的致敬，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在面對「偉大」與「罪惡」並存時，究竟更傾向於哪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