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姆茲海峽：當法律解釋成為地緣政治武器

同一片海水，兩套法律，零個共識。這就是今天荷姆茲海峽的真實處境。

世界能源咽喉，正面臨法律真空

荷姆茲海峽，波斯灣與阿曼灣之間一條寬度不足33公里的水道，卻承載著全球20%的石油運輸量。2026年4月，川普政府暗示封鎖這條航道，伊朗則宣稱對過境船隻徵收通行費。兩國的衝突，表面上是軍事與外交的角力，但其根源卻埋藏在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裡：這片海域，究竟適用哪一套法律？

這個問題之所以如此棘手，是因為美國與伊朗不僅答案不同，連參照的法律框架都不一樣。更令人憂慮的是，兩國都站在國際主流法律秩序的邊緣之外。

國際海洋法最重要的基石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完成於1982年，1994年正式生效，目前已有171個國家及歐盟批准加入。這部公約試圖為海洋劃定清晰的權利邊界，建立各國共同認可的規則體系。然而，伊朗僅簽署未批准，美國則連簽署都未曾進行。換言之，在荷姆茲海峽最關鍵的兩個當事國之間，這部全球通行的「海洋憲法」形同虛設。

兩套話語，各說各話

伊朗的法律立場，根植於UNCLOS之前的舊有框架：1949年國際法院的科孚海峽判決，以及1958年的領海公約。依據這套較舊的標準，外國船隻在國際海峽中享有「無害通過權」——只要不威脅沿岸國安全，船隻即可通行。但沿岸國保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可以判定某次通行是否「無害」。

美國的立場則截然不同。華盛頓主張，荷姆茲海峽應適用UNCLOS所規定的「過境通行權」。在這套較新的標準下，沿岸國的管制權更為有限：不僅船隻，連航空器的飛越與潛艦的水下航行都必須被允許，通行只要「持續且迅速」即可。

這裡有一個深刻的矛盾：美國從未批准UNCLOS，卻主張援引其條款所確立的「過境通行權」，並稱之為習慣國際法。伊朗則反駁，即便過境通行權真的構成習慣法，伊朗在UNCLOS談判期間便已持續明確反對，屬於「持續反對國」，因此不受約束。歷史記錄顯示，伊朗與阿曼確實在談判桌上一貫支持無害通過權、反對過境通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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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耐人尋味的是，關於「過境通行權是否已成為習慣國際法」這個核心問題，國際法學界本身就存在分歧——而海洋法專家群體中，傾向否定的聲音更為普遍。

亞洲的能源安全，懸而未決

對於華人世界與整個亞洲而言，這場法律論戰絕非遙遠的學術爭辯。

亞洲是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地區。日本、韓國、台灣、印度乃至中國大陸，均高度依賴經由荷姆茲海峽運輸的中東原油。一旦海峽實質封鎖，油價飆升將直接衝擊亞洲製造業的成本結構，進而影響消費者物價與出口競爭力。

中國大陸的處境尤為複雜。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北京長期致力於推動能源進口多元化，包括加速中俄管線建設與拓展非洲能源合作。然而，荷姆茲海峽仍是無可取代的戰略通道。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雖已批准UNCLOS，卻在南海問題上對公約的適用範圍提出了自己的詮釋——這與伊朗「選擇性援引國際法」的邏輯，在結構上有著微妙的相似性。

台灣則面臨雙重壓力：能源安全的直接衝擊，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升溫所帶來的整體不確定性。對於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台灣而言，荷姆茲海峽的穩定與否，直接關係到電力供應與半導體產業的運作成本。

沒有共同規則的世界，代價由誰承擔？

荷姆茲海峽的困局，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當最具影響力的行為者拒絕接受共同規則時，國際法的效力從何而來？

美國以「航行自由行動」為名，在全球各地的國際海峽執行其法律立場；伊朗則以主權為由，對過境船隻徵稅並保留封鎖權。兩者都聲稱自己站在法律的一方，卻都將對方的行動定性為違法。在這種「各說各話」的結構下，任何偶發事件都可能迅速升級。

正如海洋法學者伊莉莎白·孟德哈爾所指出的，要實現荷姆茲海峽戰後的穩定地位，需要的不只是停火，而是對「哪些規則存在」達成共識，並建立共同遵守的承諾。但通往這一共識的路徑，目前仍看不見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