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人》拿了四座奧斯卡，為何還被叫做「黑馬」？

一部打破票房預期、創下提名紀錄的電影，為什麼還需要被稱為「黑馬」？

2026年3月9日，第98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落幕。導演萊恩·庫格勒（Ryan Coogler）執導的《罪人》（Sinners）最終抱走四座小金人：最佳原創劇本（庫格勒首度獲獎）、最佳男主角（麥可·B·喬丹，Michael B. Jordan）、最佳攝影（奧頓·夏安·杜拉爾德·阿卡波，成為奧斯卡史上首位獲此殊榮的女性），以及最佳原創配樂（路德維希·葛蘭松）。這部哥德式吸血鬼西部片在全球已累計票房超過3.69億美元，在頒獎季同樣留下不可忽視的印記。

然而，在典禮開幕前，業界普遍將《罪人》定位為「可能製造驚喜的黑馬」。一部創下奧斯卡史上最多16項提名紀錄的作品，為什麼還需要被當成局外人？答案不在電影本身，而在於這個獎項長達98年的制度性歷史。

數字背後的沉默

《罪人》的提名清單幾乎涵蓋所有重要獎項：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吳米·莫沙庫，Wunmi Mosaku），以及最佳原創劇本。庫格勒本人也絕非新面孔——他曾以《黑豹》（2019年）入圍最佳影片，以《猶大與黑色彌賽亞》（2021年）入圍最佳影片製片人，並憑《黑豹：瓦干達萬歲》（2023年）為安琪拉·貝西特爭取到最佳女配角提名。這不是一份局外人的履歷。

但奧斯卡的歷史告訴我們另一個故事。在98年的歷史中，從未有黑人電影人贏得最佳導演獎。獲得最佳男主角的黑人演員，包含此次的麥可·B·喬丹，總計僅有6位。最佳女主角方面，荷莉·貝瑞在2002年的獲獎至今仍是唯一一次黑人女性奪獎。

「吸血鬼電影拿不了奧斯卡」的論調也曾流傳，但1995年《夜訪吸血鬼》便獲得兩項提名。問題從來不是類型，而是：誰用這個類型說故事，說的又是什麼——種族認同、文化表達、階級與自由的關係——這些主題，在學院評審眼中是否算得上「值得被看見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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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影片」的重量，與它的局限

最終，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由保羅·湯瑪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One Battle After Another》奪得。若《罪人》拿下最佳影片，隔天的輿論必然充斥「學院終於改變了嗎？」的討論。這種討論並不陌生——2014年《自由之心》、2017年《月光下的藍色男孩》、2020年《寄生上流》、2023年《媽的多重宇宙》，每一次「代表性的勝利」過後，同樣的問題在下一年再度浮現。

「藝術能改變人心」是一個美麗且並非全無根據的信念。但「一座最佳影片獎能解決結構性歧視」的邏輯，則過於簡化。如果真是如此，我們早就不需要每年重複同樣的對話了。在當前美國政治現實——對少數族裔與移民的敵意加劇、多元平等倡議遭到系統性清除——的背景下，將電影獎項視為社會進步指標的期待，正變得愈來愈脆弱。

《罪人》不需要承擔「代表黑人電影正名」的重量。這從來就不應該是一部電影的責任。

四座奧斯卡、史上最多提名——這已是具體且真實的成就。更根本的是，《罪人》是一部被觀眾真心喜愛的電影，全球票房超過3.69億美元，無需任何獎項的背書來證明自身的價值。

華人世界的視角：代表性的問題並不遙遠

對於關注好萊塢的華人觀眾而言，《罪人》引發的討論並不陌生。《寄生上流》在2020年奪得最佳影片時，亞裔社群的歡呼聲中同樣夾雜著「這代表什麼？」的追問。楊紫瓊在2023年以《媽的多重宇宙》獲得最佳女主角，被許多人解讀為亞裔在好萊塢「終於被看見」的時刻——但這種解讀本身，是否也是一種對獎項的過度賦意？

在中國大陸，好萊塢電影的市場准入受到嚴格管控，奧斯卡的文化影響力以間接方式滲透。在台灣與香港，奧斯卡仍是重要的文化參照座標，但對「代表性」議題的討論，往往折射出各自社會內部的族群與身份政治。這提醒我們：「誰的故事被講述」這個問題，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有著截然不同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