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流行音樂遇見政治紅線：加薩戰爭如何改變美國音樂界的抗議文化

47% 的美國人現在對以色列持負面看法，比戰前增加了 11個百分點。但當 Chappell Roan 在洛杉磯的慈善演唱會上驚喜現身時，台下的尖叫聲卻掩蓋不了一個尷尬的事實：這是美國音樂界對加薩戰爭的首次大型集體回應，而它來得太晚，規模也太小。

沉默的代價

今年一月，Shrine Auditorium 舉辦了一場名為「Artists for Aid」的慈善演唱會，為巴勒斯坦和蘇丹募款。舞台佈置得像咖啡廳的不插電之夜——地毯、落地燈、沙發，20 位藝術家輪番上台。但這溫馨的氣氛背後，隱藏著美國音樂界對這場戰爭的集體焦慮。

音樂向來是抗議的藝術形式。從 Woodstock 反越戰，到 1980年代 為衣索比亞飢荒和南非種族隔離舉辦的大型演唱會，再到反對伊拉克戰爭的 Rock Against Bush 合輯。但面對加薩戰爭，美國音樂界的反應卻異常謹慎。

原因很複雜。2023年10月7日 哈瑪斯攻擊造成約 1,200 人死亡，其中包括 Nova 音樂節的 378 人。以色列的軍事回應已導致加薩至少 7萬 人死亡。但在這場人道主義災難面前，許多藝術家發現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發聲的風險

R&B 歌手 Kehlani 的遭遇就是典型例子。去年四月，她因為反猶太復國主義立場被康乃爾大學演唱會除名，紐約中央公園的演出也被取消。她的音樂錄影帶中出現「Long live the intifada」（起義萬歲）字樣，被視為暴力煽動。

更極端的案例來自愛爾蘭說唱樂團 Kneecap。他們在演唱會上高喊「Up Hamas, up Hezbollah」，隨後面臨英國警方的恐怖主義調查，美國簽證贊助商也撤回支持。樂團後來澄清從未支持這些組織，並「譴責所有針對平民的攻擊」。

這些爭議顯示出一個關鍵問題：藝術表達的界限在哪裡？ 嘻哈、搖滾甚至鄉村音樂都充滿革命性修辭和血腥威脅，但當政府官員開始評判舞台上什麼話能說、什麼不能說時，自由表達的定義就受到了限制。

新世代的謹慎抗議

Artists for Aid 的組織者 Mustafa 深知這些風險。這位 29歲 的創作歌手曾為 Justin Bieber、The Weeknd 和 Jonas Brothers 寫歌，在業界有相當影響力。但即使如此，他在籌辦演唱會時仍遭遇重重困難。

「我們接觸了洛杉磯地區的多個場地，但大部分都拒絕了，沒有給出解釋，」Mustafa 說。演唱會門票在幾分鐘內售罄，黃牛票價格飆升，但他們最終只能在容納 6,300人 的 Shrine Auditorium 舉辦，而非原本希望的數萬人體育館。

一些「世界級的大藝術家」在最後時刻退出，其中一位的理由是不想招惹「建制派的針對」。這種謹慎並非毫無道理——在當前環境下，支持巴勒斯坦可能意味著職業生涯的風險。

世代分歧與政治重組

有趣的是，Chappell Roan 和 Olivia Rodrigo 等 Z世代 偶像的出現，反映了音樂行動主義的世代分歧。傳統上，主流慈善演唱會由與民主黨建制派相關的音樂家主導——Bruce Springsteen、Katy Perry、Alicia Keys。但加薩戰爭打破了黨派政治的傳統動態。

Roan 拒絕在 2024年 為民主黨背書，部分原因就是該黨對以色列的支持。她代表的是那個在 10月7日 後透過校園靜坐重塑美國政治話語的世代，一個似乎不畏懼當局打壓的世代。

演唱會現場，觀眾大多是時尚的音樂愛好者，穿著靴子和寬鬆牛仔褲自拍。他們為 Lucy Dacus、Daniel Caesar、Clairo 等臥室流行樂的年輕偶像瘋狂尖叫。這些藝術家中，許多都簽署了始於 2023年 的「Artists4Ceasefire」停火呼籲。

音樂的力量與局限

這場演唱會籌得了 550萬美元，捐給巴勒斯坦兒童救濟基金和蘇丹美國醫師協會。主持人 Bella Hadid 和 Pedro Pascal 談論「經歷難以想像的失落、流離失所、飢餓和暴力的家庭」，但演講中沒有點名任何責任方——沒有國家，沒有領導人。

這種謹慎是刻意的。Mustafa 故意避免政治性的公開指責，希望讓音樂家「透過歌曲表達團結」，因為「那是他們一生都在練習的語言」。

但這樣夠嗎？當藝術家一個接一個上台演出，從舞台周圍的沙發上觀看彼此的表演時，一個藝術場景、人口浪潮和政治運動之間的重疊變得可見而具體。這一代年輕人常被刻板印象為冷漠和孤立，但他們對加薩苦難的憤慨遠超其他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