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民主復歸的艱難現實：選舉勝利只是開始

當24歲的波蘭活動人士多米尼卡·拉索塔回憶起等待2023年選舉結果的那個夜晚時，她記得的是焦慮的沉默。自2015年以來，波蘭一直由一個保守的威權傾向政黨統治，該政黨限制女性權利並削弱民主制度。現在感覺像是民主本身在接受投票考驗。

「我們在結果公布前一小時聚在一起，坐在沙發上盯著電視，」拉索塔回憶道。「我們都在想：『我們要麼因為壞消息而喝很多烈酒，要麼因為好消息而跑到街上去。』」

那晚他們跑到了街上。經過8年的民主倒退，波蘭趕走了法律與正義黨政府，選出了由中左翼、極左翼和農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

這次選舉對於波蘭這個在過去30年中經歷了無數威脅和動盪的年輕民主國家來說，代表了一項重大成就。但這也不是故事的結束。事實上，如果波蘭的經驗提供了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在威權政權後掌權的自由派往往發現自己陷入了兩難境地：為了推翻前任者所做的改變，他們求助於與他們上台時所反對的同樣的非自由主義策略。

用拉索塔非常坦率的話來說：「我們完全沒有頭緒。」

從蘇聯解體到威權復歸的轉折

要理解這個坦率的評估，你首先需要了解波蘭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1989年從蘇聯解放後，波蘭建立了——並在數十年中享有——一個穩定的美式民主制度，有定期選舉、獨立法院、對行政權力的制衡、對少數群體的保護和自由媒體。

但2010年的一次飛機失事改變了一切。那年4月，一架載有波蘭總統和其他高級領導人的飛機在俄羅斯斯摩棱斯克附近墜毀，引發了這是一次有預謀暗殺的指控。總統的雙胞胎兄弟、波蘭中右翼法律與正義黨共同創始人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接受了這一陰謀論，並開始指控執政的自由黨參與了他兄弟的死亡。他的政黨憑藉由此產生的民粹主義、陰謀論和反精英信息浪潮，贏得了波蘭2015年的全國選舉。

一旦掌權，法律與正義黨就向該國最高法院之一塞入了黨派法官。他們突襲女性團體辦公室，起訴獨立媒體機構，並將波蘭國家電視頻道轉變為黨派宣傳工具。

這些措施招致了批評，但沒有引起任何持續的政治危機。然後，在2020年，該黨犯了一個關鍵錯誤：在早先未能通過立法機構獲得該措施後，它基本上讓法院實施了近乎全面的全國墮胎禁令。

復歸之後的治理困境

對許多波蘭人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一步。包括多米尼卡·拉索塔在內的數萬人走上街頭抗議。他們的示威活動為未來動員反對法律與正義黨奠定了基礎。

2023年，當波蘭舉行下一次議會選舉時，創紀錄的74%選民前往投票站。這一次，由左翼和中左翼政黨組成的新聯盟掌權了。

但雖然拉索塔和她的朋友們那晚可能慶祝了，勝利卻不如最初看起來那麼決定性。拆除法律與正義黨的遺產——並為波蘭提出替代願景——既複雜又有爭議。

政治學家本·斯坦利指出，事實證明幾乎不可能「快速、有效且合法地」消除威權傷害。你可以遵守法律並尊重民主規範，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或者，你可以迅速行動來撤銷這些變化，但這顯示出同樣的非民主衝動。例如，2023年12月，波蘭自由派政府試圖通過突然解雇員工並暫時將新聞頻道停播來重新控制國家媒體——這些戲劇性舉措招致了國際批評。

自由派聯盟也難以闡述除了反對法律與正義黨之外的政治願景。值得注意的是，波蘭至今仍未推翻六年前首次讓抗議者走上街頭的嚴格墮胎禁令。去年夏天，民粹主義者卡羅爾·納夫羅茨基險勝自由派的拉法爾·特扎斯科夫斯基成為總統。

華人世界的民主經驗對比

波蘭的經驗對華人世界具有特殊意義。台灣在經歷威權統治後的民主轉型過程中，也面臨過類似的挑戰。1987年解嚴後，台灣花了數十年時間才建立起相對穩定的民主制度，期間經歷了多次政黨輪替和制度調整。

香港的情況則提供了另一個對比視角。2019年的社會運動顯示了民眾對民主的渴望，但隨後的政治變化表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維護需要更複雜的社會條件支撐。

對於海外華人社群而言，波蘭的經驗提醒我們，民主不僅僅是選舉和政黨競爭，更需要強韌的公民社會、獨立的司法制度和多元化的媒體環境。這些制度性保障的建立往往比政權更迭更加困難和耗時。

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模式。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社群在參與民主政治過程中，往往需要在族群利益和整體民主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

民主韌性的全球啟示

波蘭的案例揭示了一個全球性現象：在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興起的時代，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國家也可能面臨制度倒退的風險。但同時，它也證明了民主制度具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前提是公民社會保持活力，選舉制度仍然公正。

這對全球民主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無論是美國面臨的政治極化，還是歐洲各國興起的民粹主義浪潮，都需要從波蘭的經驗中汲取教訓：民主的維護需要持續的努力和警惕。

特別是在數位時代，資訊操控和假新聞傳播使得民主制度面臨新的挑戰。波蘭法律與正義黨對國家媒體的控制，以及後續政府在重新獲得媒體控制權時面臨的道德困境，都提醒我們媒體獨立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