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護城市」四十年：費城如何在法律與良知之間走鋼索

1984年，埃爾南多與琳達·富恩特斯夫婦睡在費城一間教堂的牧師辦公室裡。他們從薩爾瓦多出逃，因為那個國家的政府把他們的名字列入了「死亡部隊暗殺名單」。教會成員奉命鎖好每一扇門，不得讓任何陌生人進入——包括移民歸化局的官員。

四十二年後的今天，費城再次面對同一個問題：一座城市，能不能在聯邦政府的意志之外，選擇保護某些人？

「庇護」的起點，不是移民，而是逃兵

許多人以為「庇護城市」是近年移民議題的產物。事實上，這個概念誕生於1968年，最初保護的對象是拒絕參加越戰的美國年輕人。

1971年11月，加州柏克萊市成為全美第一個庇護城市，在12間地方教會的推動下，市議會通過決議，禁止市府員工協助逮捕任何「庇護尋求者」。此後二十年間，貴格會、長老教會、天主教與猶太教會眾陸續開放會所，收容從中美洲逃亡的難民。

費城的庇護運動，則是由對美國拒絕接收中美洲難民的憤怒所點燃。1984年1月，塔伯納克聯合教會的成員投票加入全國庇護網絡，牧師詹姆斯·麥克唐納解釋道：「我們選擇違反人類的法律，以回應神的律法。」

到了1980年代中期，全美已有60個城市、2,000個宗教機構、42,000人加入這場運動。1986年，雷根總統簽署《移民改革與管理法》，為1982年前入境的無證移民開放一年申請特赦的窗口，最終約300萬人藉此取得公民資格。

鐘擺的兩端：特赦與執法的交替

然而，每一次開放之後，往往跟著更嚴格的管控。

1996年，國會通過移民國籍法第287條(g)，授權地方警察協助ICE（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逮捕與拘留工作。截至2026年4月，全美39個州與2個美國屬地，共有超過1,600個執法機構與ICE簽署協議。這套機制不只是授權，還附帶免費訓練、設備補助、車輛與加班費——對資源有限的地方警察部門而言，是相當實質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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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市警從未簽署這項協議，但賓州境內約有68個機構已簽署，包括緊鄰費城的德拉瓦郡。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1至3月間，巴克斯郡與切斯特郡的兩個警察局相繼撤銷與ICE的協議——導火線是明尼阿波利斯的ICE行動中，兩名美國公民抗議者遭到殺害。

2025年1月以來，ICE在洛杉磯、波特蘭、芝加哥、紐約等庇護城市的大規模行動，使全美ICE羈押人數從4萬人暴增至7萬3千人。費城市議員肯德拉·布魯克斯與魯·蘭道於2026年1月29日提出「ICE Out」法案，內容包括：禁止ICE探員遮蔽臉部或隱藏徽章、禁止使用無標識車輛、禁止未持司法令狀進入圖書館、庇護所、醫療中心與社區中心。

「歡迎城市」vs「庇護城市」：一字之差，政治算計

費城市長雪萊爾·帕克自2025年5月起，刻意以「認證歡迎城市」稱呼費城，而非「庇護城市」。

這個措辭的選擇並非語義遊戲。費城每年從聯邦政府獲得的健康與人力服務資金高達22億美元。「庇護城市」這個標籤，可能讓費城成為川普政府的打擊目標，進而失去這筆關鍵資金。

這種拉鋸在費城並不陌生。前市長麥可·納特於2014年簽署行政命令，限制警察配合ICE；隨後迫於聯邦壓力撤回；繼任市長吉姆·肯尼於2016年1月恢復該命令。2018年，費城在聯邦法院勝訴，成功阻止ICE取得警方資料庫的存取權。

歷史一再顯示：在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移民政策的實際執行，往往取決於誰掌握資源、誰承擔後果。

華人社群的鏡子

這段歷史對東南亞與北美的華人移民社群而言，並非遙遠的他者故事。

根據皮尤慈善信託基金的數據，費城160萬居民中，近16%為移民，主要來自亞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在整個賓州，移民政策研究所估計約有25萬無證移民，佔全州人口的1.5%。

在美國的亞裔移民社群——包括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東南亞的華人——長期以來在移民身份的灰色地帶中生存。部分人持有合法身份，部分人則因為簽證過期、庇護申請被拒或其他原因而陷入無證狀態。當ICE執法範圍擴大，這些社群所承受的不確定感也隨之加劇。

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個社會將「合法」與「不合法」作為唯一的道德判準，它是否也同時放棄了對人的處境進行更細緻判斷的能力？

費城的教堂在1984年選擇開門，不是因為法律允許，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那是正確的事。這個選擇，在今天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