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殺傷力」：一場哲學驅動的戰爭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以「最大殺傷力」哲學主導伊朗戰爭。這場戰爭揭示了什麼？對中東局勢、亞洲能源安全與全球秩序意味著什麼？

戰爭開始不到二十四小時，伊朗南部一所學校裡，175人死亡。這不是戰略目標，可能只是一個瞄準失誤。但它發生了，在一場被稱為「最大殺傷力」哲學指導下的戰爭裡。

從「國防部」到「戰爭部」

川普總統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名。他將沿用數十年的「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更名為「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這不只是文字遊戲——這是一種宣示：美國不再只是防守，而是主動出擊。

領導這個新「戰爭部」的，是彼得·赫格塞斯。他的履歷並不傳統：沒有高階軍事指揮經驗，戰前最廣為人知的身份是福斯新聞週末節目的共同主持人。2024年，他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直白：《對戰士的戰爭——出賣保衛我們自由之人的內幕》。書中的核心論點是：美國的戰士精神正被政治正確所閹割，必須解放出來。

對赫格塞斯而言，伊朗戰爭是一次哲學實驗的機會。

戰爭開打的最初幾個小時，美軍發動大規模空襲，擊斃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川普隨後宣布，同一次空襲還消滅了多名被視為潛在繼承人的高層官員。

《紐約客》記者班傑明·華萊士-威爾斯在分析中指出這裡的弔詭：川普政府的戰略目標之一，是激發伊朗民眾推翻政權。但若繼承人候選人在開戰第一天就全數身亡，誰來領導一個後哈梅內伊時代的伊朗？

學校的誤炸同樣形成矛盾。要讓伊朗公民倒向反政府立場，大規模殺害平民是最糟糕的手段之一。「最大殺傷力」在戰術層面執行了，卻在戰略層面自我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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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核心圈子裡，並非人人都與赫格塞斯一樣熱情。

根據多方報導，賀錦麗——不，JD·萬斯副總統正在積極與這場戰爭保持距離。馬可·盧比歐國務卿態度曖昧。丹·凱恩將軍則同時看到風險與機會。只有赫格塞斯，從始至終保持著與川普同等的樂觀。

華萊士-威爾斯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解讀框架：萬斯代表川普的民族主義面向，盧比歐代表傳統共和黨的現實主義，而赫格塞斯代表的是「軍事最大主義」。他之所以成為這場戰爭最有力的推手，部分原因在於他的個人處境——他在川普之前沒有政治基礎，他的一切都來自川普。在這場戰爭中押注，是他能想到的最合理的個人賭局。

還有一個維度不容忽視。赫格塞斯在軍事記者會上公開要求與會者「向耶穌基督祈禱」，保佑美國士兵。他將伊朗政權定性為「末日論式的（apocalyptic）」存在。在提供戰況技術更新的同一個講台上，宗教語言與軍事語言交織在一起。

這種「聖戰氣氛」在中東地區引發的反應，遠比在美國國內更為複雜。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甚至以色列等地區盟友而言，美國以基督教使命感框架這場戰爭，是一個微妙的訊號。

本週，川普在社群媒體上發文，措辭之激烈被解讀為核威脅，隨後伊朗方面宣布臨時停火。這是否證明了「最大殺傷力」作為外交政策的有效性？

華萊士-威爾斯的評估相當保守：「用核戰威脅確實能嚇到人，這在直覺上可以理解。但我不認為這在更大的外交政策層面證明了什麼。」

目前的局面是：伊朗仍可能控制荷姆茲海峽；政權依然存在；美國與多個盟友的關係受損；而這場戰爭在美國國內民調中也日益不得人心。「這整個月是為了什麼？」他問道。「大量的憤怒、炸彈與死亡，我很難看出真正得到了什麼。」

對亞洲而言，荷姆茲海峽的穩定攸關重大。中國約40%的原油進口途經此處，日本、韓國、台灣的依賴程度更高。臨時停火暫時緩解了能源市場的緊張，但若局勢再度升溫，亞洲各國的能源成本與通膨壓力將首當其衝。這不只是中東的問題，也是亞洲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