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工作團變身「科技工作團」，60年使命面臨質變

一個在1961年由甘迺迪總統創立、致力於協助全球弱勢社群的組織，如今面臨根本性的轉型。美國和平工作團準備推出的「科技工作團」計畫，實質上將把志工變成矽谷大企業的推銷員，其中許多公司與川普總統關係密切。

從人道主義到商業推廣

和平工作團成立60多年來，一直派遣具備專業技能的美國人前往開發中國家，在教育、醫療和農業領域提供協助。布魯金斯學會指出，該組織最初是為了在冷戰時期「贏得人心」而設立，但逐漸發展成純粹的人道援助機構。

然而，新的「科技工作團」卻大不相同。這個計畫的核心目標是推廣與川普政府關係密切的AI企業技術，本質上更接近商業行銷而非傳統的發展援助。這種轉變引發了對和平工作團是否偏離原始使命的質疑。

華人世界的觀察角度

從華人社會的角度來看，這種變化特別值得關注。台灣長期透過技術合作和醫療援助在國際社會建立軟實力，強調的是「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相較之下，美國的新做法更像是將援助工具化，服務於經濟和地緣政治目標。

新加坡和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可能成為這種新型「科技外交」的重要據點。但這也意味著，傳統的發展援助模式正在被重新定義，從無償協助轉向帶有明確商業目的的技術推廣。

與中國模式的相似性

諷刺的是，美國的「科技工作團」概念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兩者都將基礎建設和技術輸出視為擴大國際影響力的工具。不同之處在於，中國主要聚焦於硬體基礎設施，而美國則鎖定AI和數位技術。

這種轉變對東南亞華人社群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地區長期在中美競爭中保持平衡，現在可能面臨更直接的技術選邊站隊壓力。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華人企業，需要在不同技術生態系統中做出更謹慎的選擇。

發展援助的商業化趨勢

和平工作團的轉型反映了國際發展援助領域的更大趨勢：商業化。傳統的援助模式強調受援國的長期發展和自立能力建設，但新模式更關注援助國的經濟回報和戰略利益。

這種變化對亞洲發展中國家帶來複雜影響。一方面，他們可能獲得更先進的技術；另一方面，也可能面臨技術依賴和主權讓渡的風險。對於越南、泰國等正在數位化轉型的國家而言，如何在接受技術援助的同時保持政策自主權，成為關鍵挑戰。

多邊競爭的新格局

「科技工作團」的出現，標誌著國際發展合作進入多邊競爭的新階段。除了美中兩強，歐盟的「全球門戶」計畫、日本的高品質基礎設施投資，以及韓國的數位新政國際版，都在爭奪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合作夥伴地位。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台灣的半導體優勢、新加坡的智慧城市經驗，都可能在這場新的技術外交競賽中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