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戰火延燒，美國人受困異鄉 - 外交部門應變失序內幕 | Culture

伊朗反擊波及14國，數千美國人滞留中東。國務院應變機制為何失靈？危機管理的教訓是什麼？

當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攻擊後，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浮現：數千名在中東地區的美國人發現自己被困在戰火蔓延的國家中，無法返家。

2026年3月2日，美國國務院向14個中東國家的美國公民發出緊急撤離建議，理由是「嚴重安全風險」。然而，商業航班停飛、機場關閉，而美國政府卻未提供撤離協助。

從「零到六十」的倉促應變

前外交官、現任塔夫茨大學教授的唐納德·赫夫林揭露了這次危機處理的問題所在。正常的撤離程序應該是階段性的：先是旅遊警告，接著建議考慮離境，然後是大使館人員家屬獲准撤離，最後才是強制撤離。

但這次卻是「從零直接跳到六十」。為了維持軍事行動的機密性，川普政府將攻擊計劃限制在極小範圍內知曉。「你不能在華盛頓半數人都知道的情況下發動奇襲攻擊」，赫夫林解釋道。

原本預期需要撤離的僅有伊朗（攻擊目標）和以色列（預期遭到報復）兩國。然而伊朗的反擊波及七個以上國家，連向來被視為相對安全的阿曼、賽普勒斯、土耳其等地的美國人也感到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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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意外擴散」讓原本應該逐步縮減的美國公民人數反而激增，而政府卻沒有預先安排包機或軍機進行撤離。

這起事件對華人社群特別具有啟發性。在全球化時代，海外華人分佈廣泛，從新加坡的金融從業者到杜拜的貿易商，都可能面臨類似困境。

台灣政府在保護海外國民方面的能力如何？香港居民在海外遇到危機時，能期待什麼樣的協助？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特別是在中美關係緊張的背景下，華人在第三國遇到危機時，可能面臨更複雜的政治考量。身份認同與實際保護能力之間的落差，可能比想像中更大。

赫夫林指出，客觀而言，大多數滯留的美國人並未面臨真正的生命危險。「傷亡數字並不高」，他說。但對於初次造訪中東的普通遊客來說，恐懼是真實的。

這反映了現代危機管理的一個核心挑戰：如何在客觀風險評估與主觀安全感受之間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