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紀錄片問「人類會滅絕嗎」，它其實問錯了問題

「我的兒子，將活在烏托邦裡——還是人類會在十年內滅絕？」一位剛得了奧斯卡的紀錄片導演，對著鏡頭這樣問道。這個問題本身，或許才是整個AI時代最值得深思的症狀。

一部「來得太晚」的紀錄片

2026年3月，導演丹尼爾·羅赫爾的新作《The AI Doc: Or How I Became An Apocaloptimist》在美國以近800家影院的規模公映——對於紀錄片而言，這是相當罕見的院線待遇。羅赫爾以追蹤俄羅斯異見人士納瓦尼的同名紀錄片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這次他將鏡頭對準了另一個讓全球人類焦慮的議題：人工智慧。

影片的切入點頗具人情味。羅赫爾坦承自己「把AI想像成漂浮在宇宙中的魔法盒子」，於是邀集各路專家為他補課。與此同時，他的妻子卡羅琳懷上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AI的崛起與新生命的誕生並行推進，構成了影片的情感主軸：我們究竟在為孩子們建造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片中出現了一批AI領域的關鍵人物：被稱為「AI教父」的傑弗里·辛頓、OpenAI執行長山姆·奧特曼、Anthropic執行長達里奧·阿莫代伊，以及以極端悲觀論著稱的埃利澤·尤德科夫斯基——後者的新書書名直接就叫《若有人造出來，所有人都會死》。

悲觀者說：AI越聰明，操控人類的能力就越強。樂觀者說：AI將終結疾病、消除貧困，帶領人類成為跨星際物種。影片試圖在兩個極端之間找到「apocaloptimist（末日樂觀主義者）」的立場，最終羅赫爾也加入了這個陣營。

二元對立的思維陷阱

然而，這部影片最值得審視的，恰恰是它的敘事框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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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者指出，《The AI Doc》雖然想走中間路線，卻始終未能真正跳脫「天堂vs.地獄」的二元邏輯。當羅赫爾問那些科技公司執行長「我們為什麼不能停下來」，得到的答案是：世界各地都有人在開發AI，立法永遠追不上技術進步，就算美國和歐盟立法，也得說服中國政府配合。

阿莫代伊的這番話，在影片中被類比為核威懾的邏輯：「如果我們不做，敵人就會做。」這個邏輯在冷戰時代推動了核武競賽，如今它又被搬出來為AI競賽背書。影片對此沒有進一步追問——而這，或許是最需要追問的地方。

影片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是：奧特曼表示擔憂威權政府如何使用AI，但畫面隨即切換到他與多位威權國家領導人合影的照片。這個剪輯無聲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卻沒有給出任何回答。

影片最深刻的洞見，反而來自導演的妻子卡羅琳。 她在片尾旁白中說：「我們可以決定這一切如何發展。」這句話點出了核心——AI的風險本質上是人為的、可被人類塑造的。但批評者認為，羅赫爾本人從未真正理解這句話的重量。

華人世界的另一種視角

從華人世界的角度來看，這部影片的論述框架有其明顯的文化局限性。

影片中「美國vs.中國」的AI競賽敘事，折射出當前中美科技對抗的地緣政治現實。阿莫代伊將中國政府設定為「需要被說服」的他者，這種表述在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中，會引發截然不同的解讀。對於許多亞洲觀察者而言，問題不僅是「誰先造出超級AI」，更是：當AI治理的規則由少數幾個科技大國制定，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聲音在哪裡？

中國大陸在AI領域的快速推進——從百度的文心一言到DeepSeek的崛起——已經改變了全球AI競爭的格局。這不只是軍事或地緣政治的問題，更涉及AI倫理標準、數據治理模式、以及「什麼樣的AI未來是我們想要的」這個根本性問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答案。

影片呼籲的解方——國際合作、企業法律責任、發布前安全測試、適應性法規——聽起來合理，但在當前中美關係高度緊張的背景下，「國際合作」究竟意味著什麼，影片並未深究。

每個世代都曾面對自己的末日恐懼。核武時代如此，網路時代如此，如今是AI時代。末日時鐘一再逼近午夜，世界卻仍在繼續。這不是說AI沒有風險，而是說：當我們把問題框定為「滅絕或烏托邦」，我們就已經放棄了在兩個極端之間那片廣闊的、真正需要我們思考和行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