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司法部變成總統的私人律所

司法部的禮品店，開始販售司法部長本人品牌的水壺。

這個細節，或許比任何政治聲明都更能說明龐貝（Pam Bondi）的任期究竟是什麼。2026年4月，川普宣布解除龐貝的司法部長職務。距她就任，不過14個月。她留下的，是一個聲譽受損、數千名律師出走的司法部，以及一個尚未有人能回答的問題：下一任司法部長，能做到川普真正想要的事嗎？

發生了什麼：解任的表面與裡面

川普在Truth Social發文，語氣溫情：「我們愛龐貝。」但據多家媒體報導，川普對龐貝積累了兩大不滿。

第一，她沒有「積極到位」地起訴川普的政治敵人。紐約時報報導，川普認為龐貝「行動不夠果斷」。第二，她在艾普斯坦（Jeffrey Epstein）醜聞的處理上屢屢失誤——她聲稱「艾普斯坦客戶名單就在我桌上」，結果公開的資料幾乎沒有新內容，讓左右兩派都大失所望。

川普宣布，由前私人律師、現任副司法部長托德·布蘭奇（Todd Blanche）暫代職務，並考慮以環保署長李·澤爾丁（Lee Zeldin）出任正式接班人。

龐貝做了什麼：司法部的14個月

龐貝並非毫無作為。就任第一天，2025年2月5日，她簽署了一系列推翻拜登政府政策的備忘錄，並成立「武器化工作小組」，調查曾起訴川普的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等人。

更根本的改變，是一份關於司法部獨立性的備忘錄。傳統上，司法部律師若對案件有嚴重的法律或道德疑慮，可以拒絕參與。龐貝廢除了這項慣例，理由是這「剝奪了總統從其律師處獲益的權利」。多名現任及前任司法部律師將這份備忘錄視為「轉捩點」，隨後相繼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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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案件上，司法部撤銷了對紐約市長亞當斯（Eric Adams）的貪腐指控——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以司法換取亞當斯在移民政策上配合川普。司法部也對前FBI局長科米（James Comey）和紐約州司法部長詹姆斯（Letitia James）提起刑事訴訟。然而，兩案均遭法院駁回，其他案件也因證據不足而無疾而終。

龐貝盡了她所能做的一切。但美國的法律體系——儘管存在諸多缺陷——仍然擋住了最嚴重的濫權企圖。

為什麼這件事現在很重要

這不只是一次人事更迭。它揭示了一個結構性困境。

川普對司法部長的要求，在現行法律框架下根本無法實現。聯邦法院的獨立性、陪審團制度、律師倫理規範——這些制度性防線，不是換一個更「積極」的司法部長就能突破的。龐貝做不到，不是因為她不夠忠誠，而是因為制度本身設計了抵抗機制。

下一任司法部長將面對完全相同的處境。而每一次試圖突破這些防線的嘗試，都會進一步消耗司法部的組織能量。龐貝任內，數千名律師離職，這些人帶走的不只是個人，而是機構記憶與專業能力。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件事的影響並非遙不可及。美國司法部在跨國執法、反洗錢、制裁執行等領域扮演核心角色。當司法部的運作愈來愈以政治考量為優先，其國際合作的可信度與一致性就會受到質疑。這對在美國有業務的台灣企業、香港金融機構、或東南亞華商而言，都是需要納入風險評估的變數。

不同的視角

從川普支持者的角度看，龐貝的問題在於她不夠敢——面對「深層政府」（Deep State）時畏首畏尾，辜負了選民的期待。這種敘事邏輯認為，真正的改革需要更激進的行動者。

從法律專業人士的角度看，龐貝的解任反而令人憂慮。如果繼任者更「積極」，而法院又找不到足夠的法律依據阻止，那麼司法政治化的程度可能進一步加深。

從比較政治的視角看，這種模式在匈牙利、土耳其的民主侵蝕過程中都曾出現：行政權力試圖將司法機構轉化為政治工具，並以「清洗不忠誠者」的方式逐步推進。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聯邦法院在這一過程中展現出相當程度的抵抗能力——儘管這種抵抗能持續多久，沒有人能確定。

從華人文化的視角來看，「公器私用」在儒家倫理中歷來是嚴厲批判的對象。然而弔詭的是，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恰恰缺乏類似美國聯邦法院這樣的獨立制衡機制。這讓一些觀察者提出一個不舒服的問題：當美國的法治制度出現裂縫時，它與威權體制之間的距離，究竟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