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數百萬條生命消失在漁網裡,科技能終結「混獲」悲劇嗎?
全球漁業每年意外捕殺數百萬隻鯨豚、海龜、鯊魚,「混獲」問題長期無解。AI、聲學技術等新工具正在改變局面,但普及的最大障礙從來不是技術本身。
一張漁網,每天在世界各地的海洋裡撒下又收起。它捕到的,遠不只是你盤子裡的那條魚。
每一年,全球漁業在捕撈目標魚種的同時,意外殺死的海洋生物數量以數百萬計。座頭鯨、瓶鼻海豚、革龜、鎚頭鯊、信天翁——這些動物從未是任何漁民的目標,卻因為出現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成為漁業體系的犧牲品。這個現象有個專業名詞:混獲(bycatch)。
混獲不只是動物保護議題。對漁民來說,一頭掙扎的大型鯨豚足以撕裂整張漁網,損失動輒數十萬元新台幣。對企業來說,混獲紀錄一旦曝光,品牌聲譽可能瞬間崩塌。對政府來說,這是漁業永續性與國際形象的雙重壓力。
解法早就存在,為何還在發生?
這不是一個「我們不知道怎麼做」的問題。數十年的研究與實踐,已經積累出相當有效的混獲減緩工具。
「聲學驅嚇器(pinger)」能在漁網附近發出海豚可以感知的聲波,引導牠們繞道而行;在延繩釣的釣鉤上改變形狀或使用圓形鉤,可以大幅降低海龜上鉤機率;在漁網上安裝LED燈,研究顯示能讓海龜的誤入率降低70%以上。這些技術成本不高,效果有目共睹。
然而,全球大多數漁船上看不到這些裝置。
原因是複雜的交織:小型漁業者缺乏資金與技術支援;各國監管力度參差不齊;漁民社群對「外來技術」存在天然的不信任感;更關鍵的是,混獲造成的生態成本由社會承擔,漁民個人並不直接付出代價——這是典型的「外部性問題」,市場自身無法修正。
現在,新一代數位工具正試圖打破這個僵局。AI影像辨識系統可以即時分析漁獲影像,自動標記非目標物種;機器學習模型能結合海洋溫度、洋流、衛星數據,預測哪些海域在特定時間的混獲風險最高,協助漁民「避開麻煩」;電子漁獲監控系統則讓遠端監管成為可能,不再依賴人工查驗。
亞洲漁業的獨特處境
這個議題對亞洲——尤其是東亞與東南亞——有特殊的重量。
亞洲佔全球漁獲量的約70%,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漁業國,台灣則以遠洋漁業聞名,在鮪魚、旗魚等高經濟價值魚種的捕撈上舉足輕重。然而,台灣遠洋漁船的勞工條件與混獲問題,近年來多次遭到國際非政府組織點名,歐盟也曾以「打擊非法漁業不力」為由,對台灣漁業發出黃牌警告。
對台灣漁業而言,混獲問題不只是道德議題,更是市場准入問題。歐美消費者與零售商對永續漁業認證(如MSC認證)的要求日益提高,沒有這張「通行證」,高端市場的大門將逐漸關閉。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更為複雜。龐大的漁業規模使監管難度極高,而部分海域的過度捕撈問題,與混獲問題相互疊加,形成更深層的生態危機。近年來,中國政府推行「海洋牧場」與休漁制度,顯示政策層面已有所意識,但執行層面的落差仍相當顯著。
東南亞的小型漁業社群則面臨另一種困境:他們對海洋生態的依賴程度最深,卻最缺乏資源來採用新技術。氣候變遷導致魚群分布改變,迫使漁民深入更遠的海域,混獲風險隨之上升。
誰來買單?誰來決定?
混獲問題的解決,涉及多方利益的重新分配,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單獨完成。
永續科技投資者看到的是機會:全球永續漁業科技市場正在快速成長,從電子監控系統到AI漁場管理平台,都是潛在的投資標的。但投資回報週期長、漁業數位化程度低,仍是進入障礙。
環保倡議者則警告:若沒有強制性規範,自願採用的速度永遠趕不上生態惡化的速度。他們呼籲將混獲上限納入國際漁業協議,並對違規者實施貿易制裁。
漁業社群的聲音往往被忽略,但他們的參與是任何方案成功的關鍵。歷史上,由漁民自發設計、自主管理的混獲減緩措施,往往比由上而下推行的政策更有效、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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