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決定了什麼？誰才是真正的「扣板機者」

24小時，1,000個目標。這個數字，單靠人類是做不到的。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美軍在對伊朗的攻擊行動中，結合了Anthropic公司的AI工具「Claude」與Palantir公司的「Maven Smart System」，實現了即時目標識別與優先排序。同樣的系統也被用於委內瑞拉的作戰行動。這則報導，讓軍事AI的討論從理論層面，一躍成為迫切的現實問題。

AI「選擇」了目標——但真的是這樣嗎

在深入討論之前，必須先釐清一個根本性的誤解。

軍事AI並非科幻電影裡那種「自主殺戮機器」。現實中的軍事AI分為兩大類：自律型武器（能自行選擇並攻擊目標）與決策支援系統（輔助人類判斷的軟體）。Claude屬於後者——它整合衛星影像與多源情報資料，協助軍事規劃人員篩選目標、排定優先順序，扮演的是「高階參謀助理」的角色，而非「決策者」。

以色列在加薩衝突中使用的「Lavender」與「Gospel」系統，同樣屬於決策支援系統。AI提供分析與建議，最終拍板的仍是人類。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官員、現於喬治亞理工學院研究戰略技術的喬恩·R·林賽（Jon R. Lindsay）指出：「AI提升的是預測能力——從現有資料生成新資料。但預測只是決策的一部分。決定預測什麼、如何運用預測結果，依然是人的責任。」

不是「突然出現」——是數十年積累的成果

Claude問世不過數年，但美軍能在戰場上駕馭它的能力，源於數十年的技術、組織與人才投資。

這段歷史比多數人想像的更長。1950年代，美國透過防空系統「SAGE」的研發，推動了電腦記憶體與人機介面的創新。越戰期間，「Igloo White」系統集中處理情報資料，協調對北越補給線的空襲。1980年代，DARPA的戰略計算計畫加速了半導體與專家系統的發展——事實上，正是國防資金奠定了今日AI產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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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型武器的歷史同樣悠久：19世紀的接觸式水雷、二戰德國的V-1飛彈、現代的愛國者防空系統與鐵穹，都是這條脈絡的延伸。無人機在21世紀的戰爭中全面普及，烏克蘭戰場上第一人稱視角（FPV）無人機作為神風式武器的創新運用，更將這場自動化革命推向新的階段。

技術之外，組織才是關鍵

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同樣的技術，有些組織用得出色，有些卻一敗塗地？

林賽指出，「數位系統的上限，取決於使用它的組織」。AI能提升效率，但同樣會放大組織原有的偏見。歷史上的教訓不乏其數：Igloo White屢屢被越軍的誘餌欺騙；1988年，美國神盾巡洋艦誤擊伊朗民航客機，造成290人罹難；1999年，美軍匿蹤轟炸機誤炸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

而在此次伊朗攻擊行動中，一枚戰斧巡弋飛彈疑似擊中伊朗海軍基地附近的一所女子學校，造成約175人死亡，死者多為學生。這可能是美軍情報失誤所致。

關於加薩衝突中大量平民傷亡的問題，外界傾向將矛頭指向Lavender系統的「自動化偏誤」。但林賽認為，以色列寬鬆的交戰規則，其影響可能遠大於AI的自動化偏誤本身。技術不是唯一的被告，使用技術的人與制度才是核心。

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這場討論對華人世界而言，具有多重層次的意義。

首先是地緣政治層面。美軍在伊朗與委內瑞拉展示的AI輔助打擊能力，直接影響中美之間的戰略計算。解放軍同樣在積極發展AI輔助的指揮控制系統，這場軍備競賽的走向，將深刻影響台灣海峽、南海等地區的安全格局。

其次是科技產業層面。Anthropic（Claude的開發者）與Palantir（Maven的提供者）的軍事合約，引發了科技企業「是否應為戰爭服務」的倫理辯論。這個問題同樣擺在華人科技企業面前——當政府的安全需求與企業的全球市場形象發生衝突時，如何取捨？

第三是規範層面。目前，針對AI輔助軍事行動的國際法規範幾乎是空白地帶。誰來定義「人類有效控制」的邊界？當AI加速了決策週期，傳統的戰爭法框架是否仍然適用？這些問題，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大國共同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