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人才大洗牌：AI新創的「拆解時代」來了

去年中以來，矽谷至少發生了三起重大AI「收購式挖角」案：Meta投資超過140億美元收購Scale AI並延攬執行長王亞歷山大；Google花費24億美元授權Windsurf技術並將創辦團隊併入DeepMind；Nvidia則以200億美元賭注收購Groq的推理技術並聘用其執行長和員工。

與此同時，頂尖AI實驗室正在進行一場高風險且似乎永無止境的人才搶奪戰。最新一輪洗牌始於三週前，OpenAI宣布重新雇用數名不到兩年前離職加入米拉·穆拉蒂新創公司Thinking Machines的研究員。同時，由前OpenAI員工創立的Anthropic也在挖角ChatGPT製造商的人才。而OpenAI則剛聘請了一名前Anthropic安全研究員擔任「準備部門主管」。

新創公司的「大拆解時代」

GV投資人戴夫·穆尼奇洛將矽谷正在發生的人才流動稱為科技新創的「大拆解」。在過去的年代，科技創辦人和首批員工通常會待到公司倒閉或出現重大流動性事件。但在今日市場中，生成式AI新創快速成長、資金充裕，特別因研究人才實力而備受重視，「你投資一家新創時，就知道它可能會被拆解」，穆尼奇洛告訴我。

最熱門AI新創的早期創辦人和研究員頻繁跳槽有多種原因。當然，金錢是一大誘因。據報導，Meta去年為頂尖AI研究員提供數千萬甚至數億美元的薪酬方案，不僅提供尖端運算資源，還有世代財富。

但這不全是為了致富。普林斯頓大學電腦科學研究員、Mozilla資深研究員薩亞什·卡普爾表示，近年來撼動科技業的廣泛文化轉變，讓一些工作者擔心在一家公司或機構待太久。

從理想主義到實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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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過去可以安全假設員工至少會待到四年股票選擇權歸屬時。在2000和2010年代的崇高理想時期，許多早期共同創辦人和員工也真誠相信公司的既定使命，希望留下來幫助實現目標。

現在，卡普爾說：「人們了解他們工作機構的限制，創辦人更加務實。」例如，Windsurf的創辦人可能計算過，在擁有大量資源的Google這樣的地方，他們的影響力可能更大。他補充說，學術界也在發生類似轉變。過去五年來，卡普爾看到更多博士研究生離開電腦科學博士課程，轉而投入產業工作。在AI創新快速加速的時代，留在一個地方的機會成本更高。

投資人為了避免成為AI人才戰爭的附帶損害，正在採取保護措施。Striker Venture Partners創辦人麥克斯·加佐說，他的團隊正「比以往更嚴格地審查創辦團隊的化學反應和凝聚力」。加佐表示，交易中越來越常見「保護性條款，要求董事會同意重大IP授權或類似情況」。

加速的創業體驗

我的同事史蒂芬·李維報導矽谷數十年，我問他對這種文化轉變的看法。他指出，過去幾年為AI新創工作為許多創辦人和頂尖研究員提供了加速體驗。

「為AI新創工作一年，相當於在不同科技時代為新創工作五年」，李維說。團隊現在可以在相對短時間內推出數百萬人使用的全新產品，讓工作者感覺已經磨練了足夠技能，可以迎接更大挑戰。

這一代科技工作者也比前輩有更廣泛的機會選擇。在米拉·穆拉蒂的Thinking Machines Lab創立數十年前，曾有另一家名為Thinking Machines Corporation的新創公司從事平行運算和人工智慧工作。其早期員工盧·塔克記得1986年加入時約有50人，到1996年公司倒閉被Sun Microsystems收購時已超過500人。「很少有人離開」，塔克說。當時也沒有求職網站，人們只是「談話進入」。

即使在2000年代科技成為主流後，許多創辦人和早期員工仍對公司保持忠誠。拒絕大型臃腫科技公司的收購提議，堅持新創事業，曾經是一種榮耀。Google、Facebook、Airbnb、Stripe、Pinterest、Slack、Notion等公司的創辦人和首批員工堅持多年，收穫了忠誠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