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權爭議的意外轉折：自由派開始重新思考持槍權

十發子彈射入背部。這不是電影情節，而是2026年1月在明尼亞波利斯發生的真實事件。

一起改變論述的槍擊案

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合法持槍，卻被ICE（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探員開槍射殺。他當時只是想幫助一名倒地的女性。這起事件震撼了美國，也讓一位意想不到的聲音浮出水面。

《大西洋月刊》撰稿人泰勒·奧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並非典型的槍權擁護者。他是比較文學博士，曾任環境研究教授，政治立場偏左。但這次，他為槍權發聲。

「我18個月前開始日常攜槍」，哈珀坦言。原因是收到威脅增加。他的論點直接了當：「第二修正案不屬於某個政黨或人群的專利。」

政治光譜的重新洗牌

傳統上，美國的槍械政治涇渭分明：民主黨支持槍管，共和黨擁護槍權。但普雷蒂案揭露了這種二分法的虛假性。

川普政府一邊標榜「親槍」，一邊將標準的SIG 320手槍稱為「軍用手槍」，把攜帶備用彈匣視為「恐怖主義意圖」。這種雙重標準暴露無遺：槍權只有在「正確的人」手中才被認可。

更諷刺的是，一些保守派槍主反而為普雷蒂發聲：「政治立場雖然不同，但他有持槍的權利。」這種跨越黨派的支持，反映了槍權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反聯邦政府傳統。

華人社群的觀察角度

對華人讀者而言，美國的槍械文化往往令人費解。在槍械嚴格管制的社會中長大，很難理解為何「持槍自衛」被視為基本權利。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起事件反映的是更深層的制度信任危機。當執法部門可能成為威脅來源時，「誰來保護保護者？」成為現實問題。

在亞洲，政府權威通常被視為穩定與秩序的保障。但在美國的歷史脈絡中，政府權力擴張往往被視為自由的威脅。這種文化差異解釋了為何槍權爭議在美國如此激烈。

意想不到的轉變

哈珀觀察到一個有趣現象：他的自由派朋友們開始詢問射擊訓練和槍械購買。「當你看到武裝的聯邦探員無法無天時，抽象的論辯變成了具體現實。」

這種轉變可能重塑美國政治版圖。如果自由派開始擁抱槍權，傳統的政治聯盟將面臨重組。對投資者和企業而言，這意味著需要重新評估政治風險和市場預測。

全球視野下的美國例外論

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的槍械政治確實是「例外」。大多數發達國家選擇嚴格管制，換取社會安全。但美國選擇了不同路徑：以個人武裝對抗潛在的政府暴政。

這種選擇的代價是顯而易見的：每年超過4萬人死於槍械暴力。但支持者認為，這是自由的必要成本。普雷蒂案讓這個辯論獲得了新的維度：當政府本身成為威脅時，誰來保護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