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透過代理人住在我們之中」：哈梅內伊之死與被遺忘的受害者

大馬士革附近，一位外科醫生聽到哈梅內伊死訊的那一刻，哭了出來——不是悲傷，是解脫。

他在伊朗支持的民兵圍困下撐了整整四年。在物資封鎖下，他在沒有麻醉藥的情況下完成了數百台截肢手術。他和周圍的人吃樹葉、喝摻了香料的水來壓制飢餓感。他告訴本文作者：「哈梅內伊透過他的代理人活在我們之中——在包圍我們城市的檢查站，在衝進我們家門的民兵，在被拐走的孩子和失蹤的女人，在變成廢墟和萬人塚的村莊裡。」

當以色列暗殺伊朗最高領袖的消息傳遍全球，西方輿論迅速進入熟悉的框架：地緣政治、核威脅、區域勢力平衡。但這位外科醫生的話，提出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的國際報導，究竟在為誰服務？

「12天戰爭」之後，誰的聲音消失了

以色列暗殺哈梅內伊發生在所謂「12天戰爭」的脈絡之中。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對西方利益造成的直接傷害相對有限。真正承受最沉重代價的，是那些因內戰或外國入侵而國家機器崩潰的中東國家——它們的脆弱，成為伊朗輸出革命的土壤。

伊朗對外行動的核心是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下設的「聖城旅」。在2020年被美國暗殺之前，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在黎巴嫩、伊拉克、敘利亞、葉門建立了龐大的民兵網絡。這些民兵名義上是對抗以色列的「抵抗軸心」，但他們的暴力，更多指向了同一片土地上的阿拉伯平民。

在黎巴嫩，真主黨於2008年武力佔領貝魯特，殺害遜尼派和德魯茲社區成員。在伊拉克，民兵在2006至2008年教派內戰中屠殺遜尼派平民，2014年反ISIS戰爭期間大規模綁架遜尼派男性並送入秘密拷問設施。到了2019年，槍口轉向了什葉派主導的「十月運動」抗議者——民兵在巴格達廢棄的猶太人舊居中，對被綁架的男女活動人士實施輪姦和酷刑。

在敘利亞，破壞規模更為龐大。IRGC指揮的民兵充當阿薩德政權的地面部隊，對反政府控制區實施圍困和飢餓戰術。那位外科醫生所在的地區，正是其中之一。

903天，黑色拘留所裡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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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伊麗莎白·祖爾科夫是以色列研究員，2023年3月在伊拉克採訪期間被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綁架，被關押了903天。她的單人囚室牆上，刻滿了前任囚犯留下的阿拉伯文字——那個地方已被使用多年。

她的遭遇，是伊朗民兵暴力體系的一個切面。但她在文中刻意讓位給那些更少被聽見的聲音：一位因在民兵指揮官面前詛咒哈梅內伊而遭綁架拷問的伊拉克什葉派神學生；一位黎巴嫩知識人，描述暗殺恐懼如何讓整個社會陷入自我審查；一位不願具名的敘利亞外科醫生，因為與以色列公民對話在伊拉克和黎巴嫩都可能構成刑事罪行。

那位神學生說，聽到哈梅內伊死訊時，「我高興得像是過開齋節」。

「革命輸出」的結構性邏輯

理解這一切，需要回到伊朗的建國邏輯。伊斯蘭共和國自1979年起，將「輸出伊斯蘭革命」列為國家目標。但這一目標在國家制度完整的國家屢屢碰壁——科威特、巴林、沙烏地阿拉伯的滲透行動均告失敗。

成功的地方，只有國家崩潰之處：1982年以色列入侵後的黎巴嫩、2003年美國入侵後的伊拉克、2011年內戰爆發的敘利亞、動盪的葉門。換言之，伊朗的「革命輸出」本質上是一種寄生性擴張——以他國的戰爭創傷為培養基。

哈梅內伊已死，但這個結構並未消失。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仍在運作，黎巴嫩真主黨雖在2024年戰爭中被削弱，但尚未解體。民兵網絡已發展出自身的利益邏輯和暴力慣性，不再完全依附於德黑蘭的指令。

華人世界如何讀這場衝突

對於關注地緣政治的華文讀者而言，這場衝突有幾個值得深思的維度。

首先是「抵抗話語」的複雜性。在部分左翼或反西方霸權的論述框架中，伊朗及其代理勢力長期被視為「反帝國主義」力量。但當這種「抵抗」的代價，是由敘利亞難民、伊拉克什葉派青年、黎巴嫩知識人用身體承擔時，這個框架能否自洽？

其次是報導視角的結構性偏差。無論是西方媒體還是中文媒體，對中東衝突的報導往往以大國博弈為主軸。被圍困城市裡的外科醫生、被拷問的神學生，難以進入這個敘事框架——不是因為他們不重要，而是因為他們的故事需要更多時間、語言和信任才能被講述出來。

第三是「弱國困境」的普遍性。伊朗的擴張模式——利用他國內亂植入代理勢力——並非中東獨有的現象。對任何關注主權與國家能力的讀者而言，這個模式提供了一個值得反覆審視的案例：當一個國家的制度崩潰，外部勢力如何填補真空，而代價由誰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