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的那一刻，才是最危險的時候

美國前副州長殺妻案與路易斯安那州8名兒童槍擊案，相隔僅3天。公共衛生研究揭示：親密伴侶殺人有明確的可預測模式，而「預測可能」意味著「可以預防」。

在美國，每天約有5名女性被現任或前任伴侶殺害。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為什麼不早點離開？」但研究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現實——離開的那一刻，才是最危險的時刻。

三天之內，兩起悲劇

2026年4月16日，維吉尼亞州牙醫塞琳娜·旺澤·費爾法克斯博士，在家中被分居中的丈夫——前維吉尼亞州副州長賈斯汀·費爾法克斯——殺害。行兇後，賈斯汀隨即自殺。這位擁有兩名青少年子女的傑出女性，以這樣的方式離開了世界。事件因賈斯汀的政治知名度而引發廣泛媒體關注。

然而，就在三天後的4月19日，路易斯安那州再度發生震驚全美的慘案。一名正與妻子分居、且隔天即將出庭的男子，槍殺了自己的7名子女及另1名兒童，共造成8名兒童死亡，並致傷妻子與另一名女性。

這兩起事件並非偶然的巧合。美國三分之二的大規模槍擊案與家庭暴力有關，而在家暴相關槍擊案中，40%的受害者是兒童。公共衛生研究者早已指出：親密伴侶殺人遵循著可識別、可預測的模式。問題不在於「無法預知」，而在於社會是否真正傾聽了這些警訊。

長期研究親密伴侶殺人風險因素的公共衛生學者指出，四個最危險的警示指標是：持有槍枝、分居或離婚過程中、曾有非致命性掐頸行為，以及跟蹤騷擾。其他高風險因素還包括：失業、酗酒、控制性或嫉妒行為、孕期暴力，以及曾以自殺或武器威脅對方。

回頭審視費爾法克斯案，這些警訊幾乎一一俱全：賈斯汀的失業狀態、飲酒問題、持有槍枝、過去曾有自殺疑慮，以及正在進行中的離婚與監護權訴訟。主審法官甚至記錄了一個細節：賈斯汀曾在2022年挪用子女活動費購買槍枝。

路易斯安那州的案例同樣如此：加害者處於分居狀態，翌日即將出庭。研究顯示，在男性以槍枝犯下的謀殺-自殺案件中，約五分之三涉及家庭法院程序——換言之，加害者正身處離婚、分居或監護權的法律程序之中。

問題的癥結在於：這些行為往往被外界解讀為「激烈的離婚糾紛」或「監護權爭奪」，而非危及生命的警訊。但研究者強調，這種語言掩蓋了真實的危險模式。試圖離開控制型伴侶的女性，被殺害的風險是其他女性的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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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對女性和兒童而言，家，是最危險的地方。

女性被親密伴侶殺害的案件中，約有一半發生在她試圖離開關係，或正在進行保護令、監護權、離婚等民事程序期間。當人身分離與法律程序同時發生時，風險達到頂峰。

兒童同樣無法倖免。研究顯示，母親面臨危險時，子女也身處險境。塞琳娜的青少年兒子親自發現了母親的遺體，並撥打了911。研究表明，約70%存活的兒童曾目睹或發現母親遇害。這些孩子承受的長期創傷，在現有的家暴研究中仍是一個被嚴重忽視的領域。

研究者的核心論點是：既然模式可以預測，悲劇就可以預防。

目前最有效的干預措施之一，是剝奪高風險者的槍枝持有權。研究證實，允許法院向被認定為高風險者發出槍枝沒收令的家暴保護令制度，能有效降低親密伴侶謀殺-自殺的發生率。

「危險評估（Danger Assessment）」工具已在醫療、法律與社會服務領域被廣泛驗證，可協助專業人員和當事人識別風險等級。MyPlan應用程式則整合了危險評估功能，並提供個人化的安全規劃建議。

但篩查工具本身並不足夠。高風險女性必須被實際連結到安全資源。法院、執法機關與社區能否將這些知識轉化為一致的識別與回應機制，才是真正的挑戰所在。

家庭暴力在華人社會中同樣普遍存在，但文化因素往往使其更難被揭露。「家醜不外揚」的觀念、對離婚的社會污名、以及女性在經濟上對伴侶的依賴，都可能延遲求助的時機——而延遲，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生死之差。

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自1998年施行，是亞洲最早的家暴專法之一，保護令制度相對完善。然而，在執行層面，法院如何評估申請人的實際風險、如何在離婚與監護權程序中識別高危情境，仍有改善空間。香港、新加坡及東南亞各地的華人社群，在相關法律保護與社會資源上存在顯著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研究中「槍枝＋分居＝致命組合」的結論，在槍枝管制較嚴格的亞洲地區，危險工具可能換成其他形式，但控制、威脅與分居期間的風險上升，這一核心模式並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