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能成為AI世界的「第三條路」嗎？

印度首次舉辦AI影響峰會，定位為全球南方代言人。但在美中AI霸權之外，印度真能提供以民為本的替代方案嗎？

當全世界都在討論美國與中國的AI競賽時，第三個聲音正在崛起。印度成為首個舉辦AI影響峰會的開發中國家，宣稱要為「全球南方」發聲，讓AI資源民主化。但這個雄心壯志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印度的AI雄心：數據大國的自我定位

印度將自己包裝為數據豐富且AI應用案例之都。官方訊息強調，這次峰會是「給全球南方發聲機會」的平台，要讓AI造福所有人，而不只是企業或國家。

但印度並非唯一的競爭者。盧安達和奈及利亞定位自己為擴展中心，阿聯酋則吸引大型科技公司籌措AI基礎設施資金。各國都在向AI公司推銷自己的人口規模和數據資源，希望證明自己值得投資。

這種現象背後有個共同邏輯：如果不成為AI的積極使用者和創新者，就會進一步被邊緣化。同時，人們幾乎烏托邦式地相信AI能解決從貧困到氣候危機的長期結構性問題。

然而，「AI向善」的承諾與早期發展敘事驚人相似：它掩蓋了權衡、外部性和權力不對稱。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勞工透過內容審核、數據標記，甚至假扮AI來驅動AI發展。這些國家擁有AI供應鏈所需的關鍵礦物。在資源已經稀缺的國家，土地、能源和水資源越來越多地被用於建設數據中心。

印度推動的數位公共基礎設施（DPI）被視為「第三條路」的核心。DPI承諾提供可擴展、因地制宜且具成本效益的技術解決方案，特別是為尋求大型科技公司主導系統替代方案的開發中國家。

但現實中，許多DPI應用被體驗為封閉、不透明的系統，實現監控並促進公共職能的私人化，代價高昂。例如，使用演算法決策來調節福利取得，已將人們排除在福利和其他關鍵服務之外，幾乎沒有問責制。

儘管印度強調挑戰大型科技公司霸權，但其開放支付協議實際上由Google Pay和沃爾瑪旗下的PhonePe主導。這種矛盾進一步因美印關係的波動而複雜化。

印度最近發布的AI治理指引要求監管機構「在支持創新的同時減輕真實傷害；避免合規繁重的制度；促進技術法律方法；確保框架靈活且定期檢討」。這些建議反映了保持AI治理去政治化、適應性強且創新友好的努力。

但這也帶來另一個問題：治理不再真正是政府的問題。它在技術法律方法（程式碼即法律）和自願自我監管（規則不可執行）之間搖擺。

儘管公開強調本土產品，印度對大型科技公司開放。OpenAI的印度學習加速器專注於擴大教育工作者對AI的使用；Anthropic的印度策略聚焦於AI在農業、教育和印度語言中的應用；Google推動DPI和AI在醫療保健中的整合。

這些舉措實際上使印度成為現有模型本地化和規模化的場所，但不是控制或領導的中心。在爭取美國科技資本的過程中，印度自身的數位主權願望在峰會文件中並未得到表達。

全球廣泛共識認為，AI產業前所未有的權力集中是我們時代的關鍵挑戰。從越來越擔心核心數位基礎設施受制於外國科技CEO意願的政府，到正在應對AI繁榮日益增長傷害的普通大眾。

在這種背景下，印度峰會以其影響導向的框架和對國際主義及「全球南方領導力」的呼籲，為建立對現狀的抵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但關鍵問題仍然存在：這些新創公司會不會只是大型科技公司船體上的藤壺？這些公司仍然控制著底層計算和基礎模型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