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槍權與執法權的致命碰撞：美國憲法矛盾的血腥代價

明尼蘇達州合法持槍抗議者遭聯邦探員射殺事件，揭露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與執法權擴張之間不可調和的深層衝突

當2,000萬美國人持有隱蔽攜槍許可證，29個州甚至不需要許可證時，一個致命的矛盾正在撕裂美國社會：那些大力推動持槍權的政客，如今卻在為射殺合法持槍公民的聯邦探員辯護。

週六在明尼蘇達州發生的悲劇，完美詮釋了這個矛盾的血腥結局。護士亞歷克斯·普雷蒂擁有合法持槍許可，無犯罪紀錄，在ICE（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探員驅散抗議活動時，他的外套掀起露出槍套。探員們驚呼「有槍！」，一人取走他的手槍後，另一人朝他背部開槍。普雷蒂從未碰觸過自己的武器，就死在街頭。

訓練不足與問責制度崩壞

ICE探員的訓練期僅47天，幾乎比所有執法機構都短。相比之下，明尼蘇達州警察需要1,050小時的訓練，是ICE的兩倍。這些探員在現場承受逮捕配額壓力，許多人戴著面罩隱藏身分，營造威脅氣氛。

更嚴重的是聯邦政府的回應方式。對於被ICE射殺的公民（包括美國公民），政府選擇妖魔化受害者、拒絕透明調查、阻撓州政府介入。三週前，同樣在明尼阿波利斯，ICE探員射殺試圖駕車離開的雷妮·古德，機構立即宣布這是「必要且合法的殺害」，將古德標籤為「國內恐怖分子」。

紐約市警早在1972年就禁止對移動車輛開火，大多數主要城市都嚴格管制這種做法，因為射殺駕駛員既不能讓車輛停下，也無法提升警員安全。

從華人社會的角度觀察，這個現象格外引人深思。在台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警察開火事件極其罕見，槍械管制相對嚴格。美國的「持槍權利」與「執法權力」衝突，對華人世界而言似乎是個遙遠的問題。

然而，這背後反映的「政府權力與公民自由」的平衡問題，卻是全球民主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爭議，還是台灣的反滲透法討論，都涉及類似的權力界限問題。美國案例提醒我們，即使在成熟民主制度下，權力制衡機制也可能失效。

川普總統在社群媒體上回應這起悲劇：「讓我們的ICE愛國者做他們的工作！」這種無條件支持執法部門的態度，正在創造一個危險先例。當政治領袖拒絕為錯誤射殺合法持槍公民的行為負責時，整個政府的合法性都受到質疑。

聯邦政府甚至指示檢察官和FBI調查受害者家屬與左翼激進分子的關係，導致多名檢察官辭職抗議。這種報復性調查，更像是威權政府的行為模式。

真正的憲法第二修正案支持者認為，在憲法保障下，公民武裝「沒有錯誤的時間和地點」，這是「不得侵犯」的權利。明尼蘇達州法律允許在抗議活動中攜帶武器，普雷蒂完全合法。

但現實是，那些高喊支持持槍權的政客，如今卻為射殺行使這項權利的公民辯護。這種立場不僅矛盾，更是根本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