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探員配備隨身攝影機：監督與隱私的微妙平衡

美國移民執法部門開始配備隨身攝影機，但政策設計與執行仍存在關鍵缺陷，透明度與問責制能否真正實現？

明尼蘇達州發生聯邦移民官員槍殺兩名美國公民事件後，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於2026年2月宣布，將為明尼阿波利斯的ICE（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探員配備隨身攝影機。這項決定引發一個關鍵問題：技術能否真正帶來民眾期待的透明度與問責制？

隨身攝影機的美國經驗

自2012年加州里亞托警察局首次使用隨身攝影機以來，這項技術在美國快速普及。截至2020年，62%的地方執法機構、79%的地方警察都在使用這項設備。這波普及潮主要源於對「攔截搜身」戰術和警察射殺有色人種事件的批評聲浪。

然而，政策設計的差異決定了效果。科羅拉多州帕克市將攝影機用於證據收集和確保警員遵守政策，而科羅拉多泉市則給予警員廣泛的啟動裁量權。研究顯示，沒有強制啟動政策的情況下，警員經常忘記開啟攝影機。

現行ICE政策要求在執行逮捕令、搜身檢查和「應對ICE設施的公共違法暴力騷亂」時錄影。但車輛追捕和押送至拘留設施期間並未強制錄影，這可能導致關鍵時刻未被記錄。

與芝加哥警察局要求在押送拘留者期間持續錄影的嚴格政策相比，ICE政策允許「監督員或小組負責人確定現場安全」時即可停止錄影，為執法空白留下空間。

雖然許多地方警察部門因隱私和監控疑慮而禁用臉部辨識功能，ICE仍在移民執法行動中使用此技術。現行政策禁止在「即時BWC錄影」中使用臉部辨識，但允許事後分析錄影內容時使用。2026年2月，民主黨議員提出法案，禁止ICE和CBP使用臉部辨識技術。

政策的效力取決於執行力度。目前缺乏外部審查委員會對投訴進行徹底調查和審核攝影機錄影的機制。

對於美國華人社群而言，ICE的執法行為直接影響移民權益。隨身攝影機雖可能提供保護，但臉部辨識技術的使用也引發對政府監控的擔憂，特別是在反亞裔仇恨犯罪上升的背景下。

台灣和香港等地的民主運動經驗顯示，執法部門的攝影設備既可能保護民眾權益，也可能成為監控工具。關鍵在於制度設計和民主監督機制。

東南亞華人社群同樣面臨類似挑戰。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政府監控技術的使用日益普遍，但透明度和問責制的建立仍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