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對NGO依賴成癮：民主監督的隱形危機

2.5億美元。這是明尼蘇達州非營利組織「餵養我們的未來」（Feeding Our Future）詐騙案中被盜用的納稅人資金數額。然而，這僅僅是冰山一角。當美國政府對民間非營利組織（NGO）的依賴日益加深時，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正在浮現：民主監督的空洞化。

60年「外包」實驗的演進

美國政府對NGO的依賴始於1960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的「向貧窮宣戰」計畫。當時的「社區行動」哲學認為，自上而下的解決方案存在種族和階級歧視的風險，因此貧困人群應該參與領導和運營旨在幫助他們的組織。

聯邦政府向組織提供資金，並給予它們使用這些資金的廣泛自由裁量權。但這個制度從一開始就存在缺陷。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的《最大可行的誤解》（1969年）和湯姆·沃爾夫的「騷擾接待員」（1970年）記錄了這個制度的spectacular failures。「貧窮皮條客」一詞進入了詞彙表，用來形容那些善於獲取聯邦資金，但將監督要求視為反貧困而加以抵制的非營利組織領導者。

1990年代的「重塑政府」時代，從共和黨州長到克林頓政府，對NGO模式的支持成為跨黨派共識。最著名的例子是公立特許學校：由納稅人資助，但由獨立組織（通常是非營利組織）運營，並在學術上承擔責任，包括面臨關閉的風險。

「隱形政府」的膨脹

如今，美國各級政府對NGO的依賴正在全面擴張。以紐約市為例，根據公共財務文件，本世紀以來，一些從事無家可歸者服務和監禁替代方案的NGO員工人數增長了500%以上。同期，紐約市政府員工僅增長了12%。

紐約市新市長佐蘭·馬姆達尼表示，他將優先考慮補貼兒童保育和減少營利性房東在住房市場中的作用。這兩項政策都可能為NGO部門帶來新的或擴大的業務線。

透明度缺失的結構性風險

NGO模式的擴張帶來了嚴重的問題，首先是缺乏問責制。由於NGO是私人實體，它們不受公共記錄請求的約束。它們的領導者既不是民選的，也不是由民選官員任命的，它們的員工數量也不會出現在市政員工數量中，這意味著使用NGO來執行政策掩蓋了政府的真實規模。

在餵養我們的未來案件中，明尼蘇達州立法審計辦公室2024年6月發布的報告認為，州政府的「監督不力」助長了欺詐行為。檢察官聲稱，儘管州機構擁有最終權力，但餵養我們的未來通過「種族主義指控」威嚇它們。50多人被定罪，蒂姆·沃爾茲州長上個月結束了他的2026年連任競選，可能結束了他近20年的政治生涯。

利益衝突的制度性陷阱

NGO CEO的薪酬超過公共機構負責人甚至市長或州長的薪酬。他們不受任期限制約束。他們的頭銜在某些圈子裡賦予地位。渴望這類工作的政府官員可能會被激勵避免與他們應該監督的非營利組織為敵。這與公共官員監督他們希望將來工作的行業的不當性是同樣的結構性問題。

對於鼓勵將政府工作外包給NGO的保守派來說，也應該出於意識形態原因保持警惕。當更多進步派人士當選時，預算增長，NGO的收入和人員也隨之增長。NGO員工政治傾向偏左，這意味著政府有時最終會將公共服務交給具有明確政治議程的人。

華人世界的借鑒：「政府購買服務」的隱憂

在台灣、香港以及其他華人社會，「政府購買服務」、「公私協力」等模式也在快速發展。從社會福利到教育服務，從長照到青年就業，NGO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日益擴大。美國的經驗提醒我們，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如何確保民主監督和公共利益不被稀釋，是一個需要深思的課題。

特別是在東亞文化背景下，政府與民間組織的關係往往更加複雜，人情網絡和政商關係可能進一步模糊問責界限。如何在保持靈活性的同時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是各地政府面臨的共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