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建制派需要「體制」才能存活——一個諷刺短劇揭示的矛盾

一個否定主流醫學的急診室，卻用了所有主流醫療劇的敘事公式——這個矛盾，正是問題的核心。

2026年3月，美國長壽喜劇節目Saturday Night Live播出了一個名為「MAHAspital」的諷刺短劇。由哈利·斯泰爾斯主持，這個不到四分鐘的短劇將RFK小羅伯特·甘迺迪領導的「讓美國再次健康（MAHA）」運動與HBO醫療劇The Pitt混搭，創造出一個虛構的「反科學急診室」。

劇情中，醫生開出的處方是「牛油和六顆生雞蛋」，護士以「我的Instagram健康帳號有超過3,000名粉絲」為由拒絕接受質疑，另一名醫生則坦承他的心理創傷來源是——他親手槍殺了接種新冠疫苗的父母。短劇的高潮是詹姆斯·奧斯汀·強森扮演肌肉發達的RFK小甘迺迪，要求搶救一具「死了好幾天」的熊屍，理由是「肉還能做成肉乾」。這一幕取材自2024年真實發生的事件——RFK小甘迺迪被揭露曾將熊屍遺棄於紐約中央公園。

同一夜的「週末更新」單元，新成員傑瑞米·卡爾漢精準模仿塔克·卡爾森的語氣，一邊批評電影Sinners「太左派、太覺醒」，一邊卻無法停止談論這部電影的內容。

寄生關係：反建制者需要「建制」才能存在

這兩個短劇共同指向同一個結構性矛盾：反建制的聲音，無法在沒有建制的情況下存活。

MAHA運動的邏輯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大多數人相信傳統醫學有效。若非如此，「挑戰主流醫學」這個姿態便毫無意義。正如疫苗懷疑論者實際上依賴群體免疫的保護，偽科學內容創作者需要醫學權威的存在，才能定義自身的「反叛」價值。

塔克·卡爾森的媒體策略亦然。他對M&M巧克力「不再性感」的憤怒，對奧斯卡的批評，都以主流娛樂文化為燃料。沒有好萊塢，就沒有他的怒火。媒體研究者將這種現象稱為「反應性身份認同」（reactive identity）——以「反對什麼」而非「支持什麼」來定義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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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家亞當·瑟沃近期提出「gullicism（易信性）」的概念，描述這種精心設計的輕信文化。它不是單純的無知，而是注意力經濟下的產物：憤怒與衝擊感能產生與醫療劇中急救場景相同的腎上腺素，讓觀眾保持黏著。

華人社會的對照：我們有自己版本的「MAHAspital」嗎？

這個現象並非美國獨有。在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中，疫情期間同樣出現了大量「反主流醫學」的內容——從中藥治癒新冠的說法，到對mRNA疫苗的陰謀論解讀。這些內容的傳播邏輯與MAHA運動高度相似：以「被壓制的真相」為賣點，以官方醫療機構的存在為對立面。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的情況呈現出不同的複雜性。官方媒體在疫情期間對「境外勢力散布謠言」的批評，與MAHA運動對「主流醫學建制」的批評，在結構上驚人地相似——都需要一個「他者」來維持自身敘事的張力。差異在於，前者由國家機器主導，後者由市場邏輯驅動。

2023年台灣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示曾在社群媒體上接觸到健康相關的錯誤資訊，且難以辨別真偽。這個數字提示我們：「MAHAspital」所諷刺的文化土壤，在亞洲同樣肥沃。

諷刺的邊界：SNL自己也是這個遊戲的一部分？

有一個問題SNL自己沒有回答：諷刺節目是否也依賴它所批評的對象？

「MAHAspital」的存在，需要MAHA運動足夠荒誕才有效。塔克·卡爾森的模仿，需要卡爾森持續說出可被嘲笑的話才成立。在某種意義上，SNL與它批評的媒體人共享同一個注意力池——差別只在於，一方用憤怒吸引流量，另一方用笑聲。

這不是說諷刺與煽動等同。但它提示我們，在注意力經濟的邏輯下，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之間的界線，有時比我們願意承認的更加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