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移民執法變成國家暴力：阿根廷母親廣場的歷史警示

11人遭到槍擊，其中2人死亡。這不是戰場統計，而是川普重新執政一年來，美國移民執法部門在明尼亞波利斯等地的「戰果」。

蕾妮·妮可·古德（Renee Nicole Good），37歲，三個孩子的母親，在光天化日下被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探員開槍三次致死。影片分析顯示，她當時正試圖將車輛駛離現場。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同樣37歲的護士，雖然配有武器但已被繳械，仍遭聯邦探員射殺。

這兩起死亡案例有個共同點：受害者都不是移民執法行動的目標對象，他們只是碰巧出現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

蒙面探員與「川普效應」

自2025年4月起，蒙面的聯邦探員開始在全美各地拘留國際學生。根據聯邦執法部門消息，美國警察和安全部隊歷史上幾乎只在臥底行動中使用面罩，目的是保護探員安全和調查完整性。

國際特赦組織開始使用「川普效應」一詞，描述包括蒙面在內的政府行為，認為這些做法違反了國際人權標準。聯合國警務原則要求，所有警察行動必須遵循合法性、必要性、比例性和非歧視性。任何不符合這些原則的武力使用都違反國際法。

國際特赦組織的警務指導基於這些標準，明確要求警察必須首先嘗試非暴力手段，如口頭命令、談判和警告。即使必須使用武力，也必須採用「可能有效的最少傷害手段」。

但古德和普雷蒂的死亡案例顯然違背了這些原則。

阿根廷的黑暗記憶

對於研究威權政體的政治學者勞拉·特德斯科（Laura Tedesco）來說，ICE的蒙面執法和對比例性的公然漠視，喚起了她對阿根廷軍政府時期的不安記憶。

1976年3月，阿根廷軍方推翻了瑪麗亞·埃斯特拉·馬丁內斯·德·庇隆的軟弱政府，聲稱要在政治暴力籠罩的國家中恢復秩序。這開啟了阿根廷現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

從1976年到1983年，約3萬人被強制「失蹤」——秘密綁架，再也沒有回來。絕大多數是參與工會、政治組織或學生運動的年輕男女，包括擁抱解放神學的天主教神父和修女。

1977年4月，14名婦女聚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面對總統府的中央廣場——五月廣場。她們在尋找被警察或軍方拘留的兒女。這些婦女後來被稱為「五月廣場母親」。

妖魔化、否認、抹黑

軍政府實施了禁止所有形式集會的戒嚴令。為了技術性規避這一限制，母親們圍繞廣場行走，避免在任何單一地點聚集人群，要求真相和正義。

政權的反應是系統性地試圖抹黑這些悲傷的婦女。為了削弱她們的道德權威，國家控制的媒體將她們標籤為情緒不穩定的「瘋婦」，稱她們為「五月廣場瘋婦」而非「五月廣場母親」。

政權媒體還暗示母親們是與游擊隊有關聯的政治顛覆分子，是外國組織成員，意圖損害阿根廷的國際聲譽。官員們指控婦女們誇大或捏造綁架事件，有時還嘲笑她們不斷增長的每週遊行。

起初，這種敘事奏效了。在獨裁統治初期，許多阿根廷人對母親們抱持矛盾、懷疑甚至恐懼的態度。其他人雖然私下同情，但因害怕鎮壓和社會後果而避免表達支持。

政府的攻擊不僅僅是言辭上的。1977年，三位創始母親——埃斯特·德·巴萊斯特里諾、阿蘇塞娜·比利亞弗洛和瑪麗·龐塞·德·比安科——在一群軍事人員衝進布宜諾斯艾利斯聖十字教堂時失蹤。另有12人被綁架。至今無人被找到。

國際聲援的力量

母親們獲得了大量國際支持。國際人權組織、外國記者和宗教機構都在合法化她們的訴求和向世界廣播她們的鬥爭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法國特別幫助在歐洲宣傳母親們的事業，這對阿根廷政權施加了外交壓力。這種國際聲援對打破獨裁統治的沉默和暴露其罪行做出了重大貢獻。

隨著時間推移，當系統性強制失蹤的證據變得不可否認時，阿根廷公眾對母親們的看法也逐漸改變。母親們開始被視為道德抵抗的勇敢力量。

母親們建立的民主

1982年，軍事獨裁政府入侵南大西洋島嶼——阿根廷稱之為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稱之為福克蘭群島。阿根廷迅速戰敗，軍政府垮台。

1983年10月舉行民主選舉後，母親們繼續努力揭露孩子們的歷史，尋找並埋葬他們的遺體。許多人也開始尋找在囚禁中出生、父母失蹤後被非法收養的孫輩。

她們對尋回親人的奉獻精神暴露了政權暴行的全部範圍。重建阿根廷民主的勞爾·阿方辛總統於1983年建立了國家遺傳數據庫，以確定失蹤者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親屬關係。對疑似在囚禁中出生並被軍人家庭非法收養的兒童進行了數千次分析。

迄今已確認超過120名孫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