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億美元的善意，誰來定義「公共利益」？

一個人捐出40億美元，能買到什麼？答案或許不只是「好名聲」。

根據《慈善紀事報》（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最新統計，2025年美國捐款最多的前50位個人或夫婦，合計承諾捐出或已捐出224億美元，較2024年經通膨調整後的166億美元大幅成長35%。這是202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數字亮眼，但數字背後的結構，才是真正值得深思的地方。

善意的版圖：誰在主導？

連續三年蟬聯榜首的是前紐約市長、媒體大亨麥可·彭博（Mike Bloomberg）。他一人在2025年捐出超過40億美元，佔前50名總額的19%，比第二名多出逾5億美元。若再往上擴大，前10名捐款者合計貢獻了整體的近四分之三。

榜單上的常客面孔幾乎年年相似。前20名中，有16人在過去五年至少出現過一次。捐款方向同樣穩定：高等教育、醫院、醫學研究、私人基金會，以及「捐款人建議基金」（Donor-Advised Fund，DAF）——一種專為慈善用途設立的資產管理帳戶。這種偏好，可以追溯至1889年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在《財富的福音》中留下的那句名言：「帶著財富死去的人，是帶著恥辱死去的。」

然而，「捐給基金會」與「錢真正用出去」之間，存在一段不小的距離。依據美國法律，基金會每年只需動用資產的5%即可符合規定。換言之，今日的巨額捐款，可能要數年乃至數十年後才會真正流向社會。

榜單之外：誰被排除，誰被保留

這份榜單最耐人尋味之處，或許在於「誰沒有出現」。

麥肯齊·史考特（MacKenzie Scott），亞馬遜創辦人傑夫·貝佐斯前妻，自述2025年捐出了71億美元。若計入榜單，她將以壓倒性優勢排名第一。然而，《慈善紀事報》表示，自2019年離婚後，她從未提供足夠的捐款資訊，因此年年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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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曾因涉嫌持有兒童色情內容而遭調查（南達科他州檢察官最終未起訴）的商人丹尼·桑福德，以第14名的成績出現在榜單上。比爾·蓋茲的聲譽同樣正在承壓——2026年2月，他就與傑弗里·愛潑斯坦的往來關係向蓋茲基金會員工公開道歉。

性別失衡同樣醒目。今年榜單上，沒有任何一位女性是以個人身份單獨入榜——所有女性均以夫婦、家族或聯合捐款形式出現。相較之下，以個人身份入榜的男性多達24位。考量到美國億萬富翁中約86%為男性，這一比例或許並不令人意外，但它清楚地映照出財富分配的結構性不平等。

當政府撤退，富豪能填補空缺嗎？

2025年最具政治意涵的背景，是川普政府大幅削減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資金。這一舉動讓部分慈善研究者好奇：私人捐款能否填補這道缺口？

從榜單來看，答案是「局部的、有限的」。亞馬遜創辦人父母賈桂琳與米格爾·貝佐斯夫婦承諾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捐出最多5億美元，是少數明確將國際人道援助列為優先的捐款者。蓋茲基金會雖持續支持全球衛生與發展，但在前50名的整體結構中，國際援助並非主流。

醫學研究方面，Google共同創辦人謝爾蓋·布林向麥可·J·福克斯基金會捐出5000萬美元，用於帕金森氏症研究；Nike創辦人菲爾·奈特夫婦宣布計畫向奧勒岡健康科學大學的奈特癌症研究所捐出20億美元。這些捐款延續了過去的承諾，也顯示出在政府研究經費縮水之際，私人資本正在悄悄填補某些空白。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個問題同樣具有現實意義。在東南亞、台灣、香港，富裕家族的慈善傳統往往與政商關係深度交織。當全球地緣政治重組、各國政府的對外援助策略調整之際，私人慈善的角色與邊界，也將隨之重新定義。

財富傳承，正在改寫慈善地圖

前50名捐款者中，大多數已年逾60歲。未來數十年，預計將有數十兆美元從老一代美國人轉移至年輕繼承人手中。慈善研究者指出，這場「財富大移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大規模捐款的優先議題。

調查顯示，年輕富裕世代更傾向於關注氣候變遷、種族公正與心理健康，與老一代偏好大學和醫院的捐款方向存在明顯差異。他們是否願意沿用傳統的基金會模式，抑或將探索更直接、更透明的捐款方式，目前仍是未知數。

這一趨勢對亞洲的觀察者同樣值得關注。台灣、香港及東南亞的華人富裕家族，正面臨類似的世代交接挑戰。下一代如何詮釋「財富的責任」，將深刻影響未來十年的社會資本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