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探員在明尼阿波利斯殺害兩名美國公民，政府宣稱「絕對豁免權」

兩名美國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街頭被聯邦探員射殺，川普政府卻宣稱這些探員擁有「絕對豁免權」，無需接受刑事起訴。這不僅是兩個生命的消逝，更是對美國法治根基的嚴峻考驗。

血腥的「地鐵激增行動」

2025年12月，國土安全部在明尼阿波利斯啟動「地鐵激增行動」，派遣移民海關執法局（ICE）和海關邊境保護局（CBP）探員執行移民法。官方聲稱要逮捕「最惡劣的非法移民罪犯」，但行動很快波及到抗議移民執法的美國公民。

2026年1月7日，蕾妮·古德（Renee Good）——一位37歲的美國公民、三個孩子的母親——在明尼阿波利斯住宅區街道上，坐在自己車內時被ICE探員開槍射殺。影片顯示，探員用手機拍攝古德時，她平靜地說：「沒關係，老兄，我不生你的氣。」當古德試圖開車離開時，探員朝她開了三槍，隨後低聲咒罵「該死的婊子」便離開現場。

17天後，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另一位37歲美國公民——在公共街道上被CBP探員射殺10槍。影片顯示，探員先向普雷蒂噴灑化學制劑，將他摔倒在地並反覆毆打，最後近距離射殺。

「絕對豁免權」的法理爭議

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官員表示，對這些殺害事件進行刑事調查「不合適」，並宣稱古德和普雷蒂是「國內恐怖分子」，聯邦探員享有「絕對豁免權」。

但這種說法與既有法理相衝突。根據1985年最高法院在田納西州訴加納案中的裁決，執法人員只有在合理相信嫌疑人對自己或他人構成「死亡或重傷的迫切威脅」時，才能使用致命武力。國土安全部的致命武力政策也明確規定，探員「只有在合理相信對象構成迫切死亡或重傷威脅時」才能使用致命武力。

前聯邦檢察官認為，古德和普雷蒂案的事實足以展開徹底的刑事調查。關鍵法律問題是：探員是否合理地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還是出於憤怒、挫折或報復等不當動機而行動？

軍事化執法的危險信號

這些事件暴露了聯邦執法的戰術和政策問題。作為前FBI特工的學者盧克·威廉·亨特（Luke William Hunt）指出，蒙面的聯邦探員身著戰術裝備在明尼阿波利斯街頭巡邏，模糊了民用執法與軍事執法的界線。

在兩起案件中，聯邦探員都將自己置於糟糕的戰術位置，增加了使用致命武力的可能性。他們沒有發出口頭警告，沒有採取更謹慎、冷靜和溝通性的方法來緩解局勢，而是急於採取物理行動。

這種「戰士模式」的執法方式與傳統的社區警務形成鮮明對比。社區警務強調通過誠實合作和夥伴關係建立公眾合法性，而不是通過武力威懾。

華人世界的執法反思

這起事件對華人社群具有特殊意義。在台灣、香港等地，民眾對執法權力的邊界極為敏感。當政府宣稱執法人員擁有「絕對豁免權」時，這喚起了對威權執法的歷史記憶。

與中國大陸的執法文化相比，美國的這種轉變更加令人擔憂。即使在威權體制下，執法行為通常也需要某種形式的內部監督。但「絕對豁免權」的宣稱意味著完全免於問責，這在任何法治社會都是危險的先例。

對於海外華人而言，這也是一個警示：移民執法的軍事化可能影響到任何人，包括合法居民和公民。當執法部門採用「戰士模式」時，社區信任的崩潰往往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