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如何在3年內瓦解極右運動的威脅

1930年代芬蘭成功阻止拉普阿運動的極右威脅，為現代民主國家提供寶貴經驗。早期集體行動是關鍵。

1932年的一個夜晚，芬蘭的政治人物生活在恐懼之中。極右組織「拉普阿運動」的成員會綁架政敵，開車將他們載到蘇聯邊境，進行所謂的「象徵性綁架」。這個運動企圖推翻共和制，建立威權政府，透過暴力威脅擾亂芬蘭的政治秩序。

然而，僅僅3年後，這個極右運動就徹底崩潰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威脅民主的「拉普阿運動」真面目

拉普阿運動成立於1930年代初期，是一個極右翼組織，目標是邊緣化共產主義者，安裝威權政府。他們的招牌戰術就是「象徵性綁架」——綁架政治對手，開車載他們到蘇聯邊境，藉此製造政治恐怖氛圍。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運動並非單純的激進組織。中間偏右和溫和派政治人物相信他們可以駕馭這個激進民族主義團體的熱情和支持。運動成員還包括知名商人、報社老闆，以及軍方重要人物。

當時的歐洲正處於動盪時期。德國的納粹黨崛起，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掌權，芬蘭也面臨著民主制度的嚴峻考驗。

當其他歐洲國家屈服於威權主義時，芬蘭為何能夠守住民主？答案在於「早期集體行動」。

首先，從社會民主黨到保守派，廣泛的政治力量共享危機意識。認識到拉普阿運動的暴力手段威脅民主根基的政治人物，跨越黨派界線進行合作。

其次，公民社會發揮了關鍵作用。工會、宗教團體、知識分子群體一致反對拉普阿運動。特別是芬蘭強大的公民組織網絡，成為阻止極右思想滲透的防波堤。

最後，他們堅持法治原則。政府對暴力行為採取堅決態度，透過法律手段削弱運動的正當性。

芬蘭的經驗為現代民主國家提供珍貴教訓。這可以說是對卡爾·波普爾「寛容悖論」——無限制的寛容會導致寛容社會消失——的實踐解答。

重要的是，為了保衛民主，有時需要勇於「不寛容」。但這不能是情緒化反應，而必須基於法治和集體決策的行動。

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現威權主義動向。美國的1月6日事件、巴西的政治極化、歐洲極右政黨的崛起等，對民主的威脅絕非歷史陳跡。

這個教訓對華人世界同樣重要。台灣作為華人民主社會的代表，長期面對來自威權體制的壓力。芬蘭的經驗顯示，民主制度的維護需要全社會的積極參與，不能僅依賴政治菁英。

在香港經歷2019年抗爭後，許多華人開始思考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芬蘭的案例提醒我們，民主不是理所當然的，需要持續的警覺和行動來維護。

對於海外華人社群而言，如何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參與民主進程，同時警惕極端主義威脅，也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然而，現代的威脅形式已經改變。社交媒體的興起讓極端思想傳播更加容易，假訊息和網路霸凌成為新的武器。芬蘭在1930年代面對的是實體暴力威脅，今天的民主國家則需要應對更加複雜的資訊戰。

這使得芬蘭經驗中的「早期集體行動」原則更加重要。在數位時代，民主社會需要建立更快速的反應機制，同時保持對言論自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