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系學生看不完電影：數位世代的專注力危機

選擇電影系就是為了學習電影，但學生卻無法看完一部完整的電影。這聽起來像是個悖論，但這正是當前美國大學校園裡真實發生的現象。

課堂裡的異常現象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電影教授克雷格·埃佩爾丁感到困惑不解：「我以前認為，如果作業是看電影，那這是世界上最棒的作業了。但學生們就是不願意做。」

對全美20位電影學教授的訪談顯示，過去十年來，特別是疫情之後，學生們越來越難以專注於長片電影。塔夫茨大學電影與媒體研究項目創始主任馬爾科姆·特維正式禁止在放映期間使用電子設備，但執行起來是另一回事：大約一半的學生最終還是會偷偷看手機。

南加州大學的秋田水田利皮特教授形容學生們的狀態像「戒菸者在放映期間的戒斷症狀」：不看手機的時間越長，他們就越坐立不安，最終還是會屈服於誘惑。

數據揭示的嚴峻現實

問題的嚴重性體現在具體數字上。在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可以通過校園內部串流平台追蹤學生的觀影情況。結果顯示，只有不到50%的學生會開始觀看電影，僅約20%能看到結尾。要知道，這些都是主動選修電影課程的學生。

威斯康辛大學的傑夫·史密斯教授在期末考試中詢問法蘭索瓦·楚浮導演《朱爾與吉姆》的結局，超過半數學生選擇了錯誤答案，說角色們「躲避納粹」（電影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與海明威一起喝酒」（海明威並未出現在電影中）。

數位原住民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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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們並不責怪學生，而是關注媒體消費習慣的變化。從1997年到2014年，2歲以下兒童的螢幕時間翻了一倍。今天進入大學的學生對「無限滾動」之前的世界毫無記憶。作為青少年，他們每天在社交媒體上花費近5小時，大部分時間用於從一個短影片切換到另一個。

對人們在電腦上工作時注意力的分析發現，他們現在每47秒就會切換標籤頁或應用程式，而2004年時是每2分30秒切換一次。

教育現場的應對策略

面對這種情況，教授們正在探索各種應對策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凱爾·斯蒂恩教授正在試驗一門「慢電影」課程——專注於幾乎沒有敘事推進的極簡主義電影，目標是幫助學生重新培養長時間專注的能力。北卡羅來納大學的里克·華納故意選擇節奏緩慢、細節微妙的電影，如尚塔爾·阿克曼的《珍妮·迪爾曼》，一部主要跟隨一名女性在公寓做家務的三小時電影。

另一方面，一些教授選擇適應現實。埃佩爾丁從教授傳統製作方法轉向解釋如何最大化觀眾參與度，現在要求學生製作3到4分鐘的短片，類似他們在網上看到的社交媒體剪輯。

對華人世界的啟示

這一現象對華人世界具有重要意義。在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區，年輕一代同樣深度沉浸在短影片文化中。TikTok（抖音國際版）和各種短影片平台的普及，使得注意力分散問題可能比美國更加嚴重。

對於重視教育的華人社會來說，這個問題特別值得關注。當Netflix開始建議導演在電影前五分鐘加入動作場面來吸引觀眾，當平台建議角色重複劇情三到四次以適應多工處理的觀眾時，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是在適應技術，還是被技術所改變？

文化差異的考量

有趣的是，這種現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有不同的表現。在強調集體紀律和尊師重道的華人文化中，學生可能更不願意在課堂上公然使用手機，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專注力沒有受到影響。相反，這種表面的順從可能掩蓋了更深層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