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炸彈更可怕的事——伊朗人真正恐懼的是什麼

美以軍事行動進入第四週，伊朗遭遇近乎全面的網路封鎖。伊朗裔活動人士羅雅·拉斯特加爾透過地下網絡傳遞出的聲音，揭示了一個被戰爭與威權雙重圍困的社會。

當炸彈停止轟炸超過六個小時，有些伊朗人反而會感到焦慮。

這不是文學比喻，而是來自德黑蘭街頭的真實心聲。空襲聲成為「奇異的安慰」——因為對這些人來說，最深的恐懼不是炸彈本身，而是伊斯蘭共和國熬過這場戰爭、然後變得比以往更加殘暴。

九千五百萬人的沉默

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於3月20日進入第四週。五角大廈據報正申請2000億美元的持續作戰預算，全球經濟因此陷入動盪。然而，在所有的數字與戰略分析之外，有一群人的聲音幾乎完全缺席——伊朗境內的9500萬平民。

自攻擊開始以來，伊朗陷入近乎全面的網路封鎖。這不是戰時的技術故障，而是伊斯蘭共和國政府刻意為之的政治決定。西方媒體因此難以即時掌握當地實況與破壞規模。

試圖填補這片空白的，是羅雅·拉斯特加爾（Roya Rastegar）——製片人、作家，也是民主倡議團體「伊朗離散社群」（Iranian Diaspora Collective）的共同創辦人。她透過境內的人脈網絡，以碎片化但珍貴的方式，持續傳遞著第一手聲音。

訊息以「爆發」的形式傳出：有人借到朋友的朋友的VPN，短暫連線幾分鐘，傳出一段語音或Signal訊息，然後再度消失。電話被監聽的感覺無所不在，即使能夠通話，恐懼也讓對話處處受限。

從伊朗傳出的日常圖景，遠比外界想像的更為複雜。

德黑蘭街道空無一人。麵包店開著，卻沒有顧客。汽油實施配給，物價急劇攀升，曾經屬於中產階級的家庭也開始為基本食物發愁。夜晚尤為煎熬——爆炸聲、低空飛過的戰機，以及對「下一刻會發生什麼」的預感，讓人無法入眠。稍有動靜，人們就會跑到窗邊或屋頂，判斷是否遭到攻擊。

然而，拉斯特加爾強調的，是另一種恐懼。「我持續聽到的是：人們現在更害怕被體制的安全部隊殺死或逮捕，而不是被炸彈炸到。」身著便衣的「巴斯基」（Basij）民兵在街頭更積極地攔截民眾，檢查手機，實施逮捕。

這個視角提醒我們重新思考一個預設：外界往往以為，空襲是這場危機的起點。但對伊朗人而言，戰爭早已存在，只是換了一種形式。伊斯蘭共和國對本國人民發動的單方面戰爭，已持續47年——女性、宗教與族裔少數群體、勞工階層，始終是最主要的打壓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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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8日至9日的大規模鎮壓，被許多伊朗人視為「不歸點」。在那之後，幾乎所有伊朗人都同意一件事：這個體制必須終結。分歧只在於：用什麼方式。

上週二，一場以色列空襲擊斃了阿里·拉里賈尼（Ali Larijani）——被認為是在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死後實際掌控伊朗的人物。

境內的反應，拉斯特加爾用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比喻：「像聖誕節早晨一樣。」拉里賈尼被視為威權鎮壓與宣傳機器的「設計師」之一，有人甚至說，這個消息帶來的解脫感，超過了哈梅內伊死亡的消息。

就在這個消息傳出的前一晚，是查哈爾尚貝蘇里（Chaharshanbe Suri）——伊朗新年諾魯茲前的古老祆教火祭。體制命令人們留在家中，但仍有大批民眾走上街頭，跳過火堆，歌唱，跳舞。治安部隊開槍驅散，仍無法阻止人群。

如果伊斯蘭共和國倒台，誰來填補這個空缺？

目前，境內存在一個由35名匿名領導人組成的過渡委員會，已向聯合國表明身份。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琳·伊巴迪（Shirin Ebadi）被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1979年革命中被推翻的沙王之長子）任命為過渡正義委員會主席。

拉斯特加爾說：「當體制崩潰，伊朗人將以民主轉型填補那個空間。」但她也坦承，關於「由誰來做」，伊朗人之間並沒有共識。她強調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伊斯蘭共和國與前沙王統治下，政治教育都是非法的。

政治犯的命運，是另一個未解的傷口。運動員、記者、教師、律師、藝術家——那些本可成為民主伊朗建設者的人，仍被關押在惡劣的環境中。就在昨天，三名參與一月抗議的年輕人遭到處決。體制仍在運轉，仍在殺人。

拉斯特加爾目前正在製作一部關於六名伊朗年輕舞者的紀錄片，去年12月剛完成拍攝。一月的大鎮壓打亂了一切計劃。

讓她震驚的是：當她終於能與舞者們取得聯繫時，得知其中幾人在「街道上血跡未乾」的時候，仍堅持要繼續拍攝。直到現在，他們依然如此。

「作為導演，這讓我很難消化，因為我的第一反應是安全。我希望他們待在家裡，受到保護。但他們年輕，他們勇敢，他們拒絕在體制設定的條件下生活。」拉斯特加爾說，「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存在主義的宣示：我存在，我重要，我要被看見。」

這些舞者的選擇，或許正是這一代伊朗年輕人最真實的寫照——不只是求生，而是在消滅的威脅下，仍要主張生命、美麗與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