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錯誤的」:極端長壽主義者的激進理念
加州柏克萊舉辦的「生命主義者灣區峰會」揭示了一個激進運動:將戰勝死亡視為人類最高使命的生命主義思潮正在興起
去年4月,一群興奮的人們聚集在加州柏克萊的一個園區,參加為期三天的「生命主義者灣區峰會」。這是一個長達兩個月駐留計畫的一部分,旨在探索從藥物監管到人體冷凍等各種可能用於對抗死亡的工具。
然而,最主要的目標是傳播「生命主義」(Vitalism)的理念——這是內森·程(Nathan Cheng)和他的同事亞當·格里斯(Adam Gries)幾年前建立的一個相當激進的運動。可以將其視為最極端信徒的長壽主義,一個除了完全奉獻別無他法的全面使命。
將死亡視為技術問題
近年來,對長壽的興趣確實大幅提升,但並非長壽領域的所有人都認同生命主義者「讓死亡真正過時」的承諾。生命主義者們感到,不僅在老化科學和延壽療法的發展上,在接受他們「戰勝死亡應該是人類首要關切」這一哲學上,動力正在積聚。
這個運動的核心理念既簡單又革命性:死亡不是自然過程,而是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對他們而言,因老化和疾病導致的死亡是「程式錯誤」,是人類智慧應該集中力量修復的缺陷。
谷歌的Calico和亞馬遜的Altos Labs等科技巨頭已投入數十億美元資金。端粒研究、幹細胞治療、基因編輯技術的進展,使得理解和干預老化過程變得越來越現實。
華人世界的複雜反應
這種思潮在華人社會引發了複雜的反應。傳統中醫強調「天人合一」,認為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然而,現代華人社會對科技進步的擁抱態度卻可能讓生命主義找到沃土。
在中國大陸,政府已將健康中國2030戰略提升為國家優先事項,15兆人民幣的大健康產業目標顯示了對延年益壽技術的重視。台灣的生技產業、香港的金融創新,以及新加坡的醫療科技發展,都可能成為這場「戰勝死亡」運動的重要戰場。
但關鍵問題依然存在:如果人類壽命大幅延長,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承受?世代間的權力結構會如何變化?在重視家庭倫理的華人文化中,300歲的曾祖父該如何與後代相處?
倫理與現實的衝突
生命主義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倫理和社會接受度。批評者指出,死亡賦予生命意義和緊迫感。沒有死亡的威脅,人類還會有創造的動力嗎?愛情還會如此珍貴嗎?
更現實的問題是資源分配。如果不老不死的技術問世,誰能負擔得起?會不會創造出一個永生的精英階層和註定死亡的底層社會?這種不平等可能比現在的財富差距更加極端和不可逆轉。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掌握生命延長技術的國家將獲得巨大優勢。人才不會因年齡而流失,經驗和智慧可以無限積累。這可能重新定義國際競爭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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