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歲律師主導核能政策，美國在打什麼算盤？

一個沒有核能背景的31歲律師，坐在美國最重要的核研究機構會議桌前，主導著攸關安全標準的技術討論。這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而是2025年夏天真實發生在美國的場景。

去年夏天，美國能源部（DOE）官員聚集在愛達荷國家實驗室——一片橫跨890平方英里的廣袤沙漠設施，美國政府於1951年在此建造了第一座核電廠，至今仍是尖端技術的試驗場。這場會議的主持人是賽斯·科恩（Seth Cohen），一名從法學院畢業僅五年、對核能法規幾乎毫無實務經驗的年輕律師，他的入場券來自伊隆·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OGE）」。

會議室裡的那一幕

當天的議題是核反應爐設計的許可審查流程。據與會者描述，科恩在技術討論中多次輕描淡寫地帶過健康與安全疑慮。當能源部職員提及核試驗場址的輻射暴露問題時，科恩直接打斷話題，將相關安全考量一筆帶過。

這個細節之所以值得關注，不僅因為它發生在核能領域，更因為它揭示了一種正在美國聯邦政府內部蔓延的治理邏輯：以「去除官僚主義」為名，由缺乏領域專業的外部人士介入高度技術性的政策決策。DOGE自成立以來，已向多個聯邦機構派駐年輕成員，主導預算削減與流程重組，核能政策不過是其中一個縮影。

為何此刻核能成為焦點

時機並非偶然。全球正經歷一場核能復興的討論浪潮，驅動力來自兩個方向：其一是氣候變遷壓力下對無碳穩定電力的需求；其二是AI資料中心的電力消耗急速攀升，微軟、谷歌、亞馬遜等科技巨頭紛紛尋求穩定的基載電力來源，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因此成為熱門投資標的。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在這個背景下，美國核管理委員會（NRC）的審查流程——一項新型反應爐設計往往需要超過十年才能完成認證——成為產業界的眼中釘。川普政府與DOGE的邏輯是：加速鬆綁監管，讓美國在下一波能源競賽中搶得先機。

這對亞洲市場意味著什麼？首先，若美國成功簡化核能許可程序，可能吸引更多私人資本投入SMR開發，進一步壓低技術成本，對正在評估核能路線的台灣、韓國、東南亞國家形成示範效應。其次，美國監管標準的鬆動，也可能在國際核能安全規範的制定上留下空白，而這個空白，中國正以自身的核電出口戰略——包括向巴基斯坦、阿根廷、沙烏地阿拉伯推廣華龍一號——積極填補。

兩種邏輯的碰撞

支持DOGE介入的一方認為，美國的核能監管體系長期被過度謹慎的官僚文化所綁架，導致技術創新停滯、電力轉型遲緩。引進「局外人視角」，正是打破路徑依賴的必要手段。

然而，批評者的憂慮同樣有其重量。核能安全的複雜性，是幾十年事故教訓的積累，從三哩島到車諾比，從福島到更多不為人知的「近未遂事件」。當一個沒有相關背景的人在技術會議中系統性地淡化安全疑慮，這究竟是打破僵局的創新，還是對專業知識的輕率替換？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問責機制。DOGE成員既非民選，也未經國會確認，卻實質介入聯邦機構的核心決策。美國部分憲法學者已對此提出質疑：當行政效率的追求繞過了民主問責的設計，代價由誰承擔？

對於華人世界的觀察者而言，這場爭論也提供了一面鏡子：在強調「效率治理」與「技術官僚」之間，不同政治體制對這道選擇題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而核能這個領域，或許是最能檢驗兩者邏輯極限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