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曾是伊朗的「好朋友」：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一位美國醫師死去，一萬人走上街頭為他送行。

1905年，伊朗西北城市烏爾米亞，約瑟夫·普拉姆·科克倫醫師去世。他通曉波斯語、土耳其語、庫爾德語與亞述語，1879年在當地創建醫院，並建立了伊朗第一所醫學院。這個畫面，與今天大多數人對「美伊關係」的印象形成了近乎荒誕的對比。然而，這不是歷史的例外，而是曾經的常態。

誰才是帝國主義的「壞人」？

19世紀的波斯（伊朗於1935年正式採用現名），真正的外部威脅來自俄羅斯與大英帝國，而非美國。

俄羅斯透過兩次戰爭（1804至1813年、1826至1828年）奪取波斯大片領土，後來又以貸款方式控制波斯王室的財政命脈。英國則以更隱蔽的方式滲透：從電報線路到菸草，再到石油，幾乎所有重要資源的特許經營權都落入英資手中，英波石油公司（即今日BP的前身）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1907年，英俄兩國在未知會波斯議會與人民的情況下，簽署了臭名昭著的英俄協約，私下將波斯劃分為俄國勢力範圍、英國勢力範圍與「中立區」。這份協議公開後，激起了波斯國內外的強烈憤慨。

美國的角色截然不同。自1834年第一個美國新教傳教團在烏爾米亞建立以來，美國人在伊朗各地興辦學校、醫院與社會服務機構。至1895年，烏爾米亞周邊已建立117所學校。關鍵在於，這些都是民間行為——美國政府刻意保持距離，不介入伊朗內政。

基於這份信任，伊朗先後邀請美國人擔任財政顧問：1911年的W·摩根·舒斯特與1922年的亞瑟·C·米爾斯波。米爾斯波抵達德黑蘭時，當地報紙寫道：「您是被召喚到垂死病人床前的最後一位醫師。失敗，病人死；成功，病人活。」兩次使命雖未能完全成功，但美國「誠實中間人」的形象始終未曾動搖。

1953年：信任的斷裂點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這一切在1953年戛然而止。CIA聯合英國策動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摩薩台的「罪行」，是試圖將英伊石油公司收歸國有——也就是讓伊朗石油回到伊朗人手中。

這場政變，將近120年積累的信任一夜摧毀。1979年伊朗革命、長達444天的人質危機，乃至延續至今的敵對關係，其根源皆可追溯至此。

然而，即便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夕，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仍頑強存在。當時海外留學的伊朗學生約10萬人，其中51,310人在美國就讀，佔全美外國留學生總數的17%，遠超排名第二的奈及利亞（6%）。研究者史蒂芬·迪托在2017年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指出：「伊朗學生在美國已有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當你翻閱歷史記錄，會發現深厚而持久的連結。」

歷史對當下的意義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在攻擊中身亡，戰事至今仍在持續。在這個時間點重讀這段歷史，並非懷舊，而是一種警示。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段歷史有幾個值得深思的層面。

首先是能源安全。伊朗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出口國，霍爾木茲海峽承載著全球約20%的石油貿易。中東局勢的動盪，對中國大陸、台灣乃至整個東亞的能源供應都構成直接影響。

其次是「軟實力」的長期效應。美國傳教士與醫師在伊朗積累的百年善意，最終因一次政治決策而崩潰。這對任何在海外推動影響力的國家，都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硬實力可以快速摧毀軟實力長期建立的成果。

第三是關於「歷史敘事」的競爭。在美伊衝突的框架下，伊朗往往被單一化為「反美」的形象。但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任何雙邊關係都遠比表面複雜，而掌握完整歷史敘事的一方，往往在外交與輿論上佔有優勢。

本文原作者、考古學家丹尼爾·托馬斯·波茨在伊朗從事研究逾50年。他相信，「深厚的友誼可以承受很多。政治風暴肆虐時，善意與情感的積累可能蟄伏，但不會消失。」

這或許是過於樂觀的期待。但在一個被「永遠的敵人」與「永遠的朋友」等簡單標籤主導的時代，這種複雜性本身，就值得我們停下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