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替17歲少女注射致死藥物的醫生,至今無悔
荷蘭精神疾病安樂死案例急遽攀升,2024年有30名30歲以下年輕人因心理痛苦而死。這場關於「死亡權利」的辯論,對亞洲社會意味著什麼?
2023年10月2日,米盧·費爾霍夫穿著她親自挑選的晚禮服,躺在童年的臥室裡。她的指甲剛做好,父母站在一旁。精神科醫師門諾·奧斯特霍夫走進房間,注射了致死藥物。少女時年17歲。
這不是謀殺案。在荷蘭,這完全合法。
一個國家如何走到這一步
荷蘭於2002年成為全球最早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之一。法律設定的條件是:「自願且經過深思熟慮」的請求、「難以承受」的痛苦、「沒有改善前景」,以及「沒有合理替代方案」——四項條件同時成立,醫師便可合法終結患者生命。適用範圍不限於身體疾病,精神疾病同樣納入。12歲以上、經父母同意即可申請。
奧斯特霍夫是荷蘭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也是這套制度最積極的推動者之一。他透過社群媒體、電視訪談與著作《讓我離去》展開倡議,並在2023至2024年的13個月內,親手為12名精神科患者注射致死藥物。其中最年輕的是16歲與17歲——這是全球首例合法以精神疾病為由對未成年人實施安樂死的案例。
數字說明了一切。僅以精神疾病為由申請安樂死的案例,從2020年的88件激增至2024年的219件。這五年間共有675人因精神科因素死亡,超過此前18年的總和。2024年一年內,就有30名15至29歲的年輕人因心理痛苦而死,佔該年齡層全部死亡人數的3.1%。
制度的邊界在哪裡
奧斯特霍夫的故事,不只是一位醫師的個人選擇,而是關於一套制度如何在設計者的預期之外持續擴張。
荷蘭設有「地區安樂死審查委員會(RTE)」負責事後審查。然而從2002年到2024年,共110,591件安樂死案例中,RTE認定不符合規定的僅有144件,最終提起訴追的只有1件。奧斯特霍夫為12名精神科患者實施的安樂死,全數通過審查。
批評者指出,RTE的設計初衷是審查數量適中、情況相對明確的案例,而非應對如今每年數以千計、包含大量精神科案例的申請潮。委員會不進行獨立調查,主要依賴醫師的書面報告。這套機制的最終防線,實際上是個別醫師的個人判斷。
精神科醫師、烏特勒支大學醫學中心神經科學系主任希姆·范奧斯直言:「把一個25歲有死亡意念的人,與一個80歲餘命兩週的人等同看待,邏輯上說不通。」他與其他87名荷蘭醫療專業人士及46名海外同僚聯署公開信,警告現行做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精神科患者因安樂死而不必要死亡的風險」。
另一項數據更令人不安:精神疾病安樂死在年輕人中快速增加的2020至2024年間,荷蘭10至30歲族群的自殺率同步攀升至21世紀最高點——男性每10萬人8.8人,女性4.7人。安樂死能降低自殺率的說法,目前缺乏科學支持。
性別面向同樣值得關注。荷蘭女性自殺未遂率是男性的兩倍,但死亡率只有男性的一半,因為女性傾向使用致死率較低的方式。安樂死作為一種有保障的死亡途徑,客觀上提高了有自殺意念的女性實際死亡的機率。2024年30歲以下因精神疾病安樂死的30人中,25人為女性。
亞洲社會的鏡子
對台灣、香港及東亞各地讀者而言,荷蘭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參照。
台灣目前允許「病人自主權利法」框架下的拒絕治療與撤除維生醫療,但不允許積極安樂死。香港與中國大陸同樣未將安樂死合法化。然而,隨著社會高齡化加速、精神健康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有尊嚴地死去」的討論正在各地悄然升溫。
荷蘭的案例揭示了一個核心張力:當一個社會將「個人自主」奉為最高價值,並建立起讓這種自主得以實現的制度,它同時也在問——誰的自主?在什麼狀態下做出的決定算數?
奧斯特霍夫自己承認:「精神醫學的科學基礎仍然非常、非常不清楚。很多說法根本沒有根據。」但他認為這不妨礙醫師做出生死判斷——應該依靠良善的意圖與患者的自主意志向前走。
然而,27歲的鋼琴教師麗莎·蒂爾斯瑪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她青少年時期曾被診斷出10種精神疾病,住院兩年,嘗試過自殺。讓她撐過最黑暗時期的,是學音樂的夢想。她的歌曲〈Help Me〉在2022年歐洲詞曲創作獎中獲獎。「我不能說我完全康復了,」她說,「但我有目標,有活下去的意志。我想那才是最重要的。」
當她的精神科醫師問起她對安樂死的看法,她說那個問題像是「播下了一顆種子,但不是對的那種種子」。
荷蘭議會在2025年否決了一項針對30歲以下精神疾病患者安樂死的三年暫停提案。主導這套法律的自由派政黨D66反對任何限制,理由是「不應質疑受過良好教育、持續進行審慎考量的專業人士」。荷蘭議會確實通過了進一步研究的決議——但D66同樣投票反對。
奧斯特霍夫在訪談中提到了潘朵拉的盒子,提到歌德筆下的魔法師學徒,也提到了納粹德國的「T4行動」——那個由精神科醫師主導、系統性殺害精神病患與殘障者的計畫。他強調兩者的根本差異:T4的受害者毫不知情、毫無同意。但他隨後說了一句讓人久久難忘的話:「我很震驚,竟然有那麼多精神科醫師和護士參與了T4。然後我當然會想——我在做什麼?未來將如何評價我?我不知道。我只能說,我做了我認為應該做的事。」
本内容由AI根据原文进行摘要和分析。我们力求准确,但可能存在错误,建议核实原文。
相关文章
田納西州共和黨眾議員公開宣稱穆斯林不屬於美國社會,在川普第二任期內,此類言論從邊緣走向主流。這對宗教自由與多元民主意味著什麼?
德州Dilley移民家庭收容設施中,幼童在病痛、睡眠剝奪與營養不足中掙扎。私人監獄企業從中獲利,而「威懾」政策的代價由最脆弱的生命承擔。
川普政府將美軍民間人保護專責人員削減約90%,伊朗空襲期間一所女子學校遭攻擊,約170人死亡,多為兒童。這場戰爭正在改寫國際人道法的實踐邊界。
研究人員比較敘利亞內戰與加拿大原住民運動的社群媒體數據,發現數位行動主義既非萬能,也非無用——它是一面照出我們如何記憶、如何遺忘的鏡子。
观点
分享你对这篇文章的看法
登录加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