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戰爭權限：越戰時代的制衡機制能否重現？

從1973年戰爭權限決議到伊朗戰爭，美國國會與總統的權力鬥爭反映了民主制度下的根本問題。這對亞洲地緣政治意味著什麼？

2026年3月3日，德黑蘭警察局在空襲中化為廢墟，這一幕重新點燃了美國憲政史上最古老的爭議：誰有權決定戰爭？川普總統持續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讓國會再次面臨一個根本問題——立法部門是否還能制衡行政權力的擴張。

這個問題的答案，曾在1973年的越戰末期有過清晰的回應。當時的國會通過《戰爭權限決議》，不僅推翻了尼克森總統的否決，更展現了立法部門前所未有的決心。

越戰催生的國會覺醒

1969年，尼克森開始秘密轟炸柬埔寨。1970年，他宣布將派遣地面部隊入侵這個中立國家，以切斷越共的補給線。在越戰已造成5萬8000名美軍陣亡的背景下，這一決定引發了國會和民眾的強烈反彈。

當時的國會展現了罕見的跨黨派合作。議員們花費數月時間起草限制總統軍事行動的法案，最終形成了《戰爭權限決議》。尼克森以「違憲」為由行使否決權，但國會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了這一否決。

與今日國會對川普伊朗軍事行動的「軟弱」回應相比，1973年的國會行動被學者形容為「令人屏息的立法主張」。

《戰爭權限決議》明確規定總統可以啟動軍事行動的三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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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案也保留了彈性空間：總統可以進行60天的軍事行動，並有額外30天的撤軍時間。軍事行動開始後48小時內必須向國會報告。

自1975年福特總統救援馬亞圭茲號商船以來，歷任總統都承認這一法律並向國會報告軍事行動。川普也在2025年6月對伊朗導彈攻擊後以及當前衝突開始時向國會發送了信函。

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的《軍事力量使用授權》和2002年的伊拉克戰爭授權，根本改變了立法與行政部門的權力平衡。由於這些授權沒有設定期限，歐巴馬、川普和拜登都利用同樣的授權進行中東及其他地區的各種軍事行動。

歐巴馬在2011年利比亞轟炸和2014年打擊伊斯蘭國時試圖規避《戰爭權限決議》。前者聲稱決議「不適用」，後者則宣稱每次轟炸都是「獨立行動」而非大規模戰役的一部分。

在要求停止對伊朗軍事行動的討論中，國會議員嚴重分化。眾議院議長麥克·約翰遜認為「此時限制總統是危險的」，而與川普漸行漸遠的前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則在社媒上批評「美國又要被灌輸戰爭的『高尚』理由」。

憲法學者莎拉·伯恩斯引用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的話：「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她指出「憲政體制創造了鬥爭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