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卻領食物券——美國「高學歷勞工階級」的反叛

一個名校畢業生，拿著學貸，在星巴克做拿鐵，最後申請食物補助——這不是個案，而是一個世代的縮影。

《紐約時報》勞工線記者諾姆·謝伯（Noam Scheiber）在新書《Mutiny》中，記錄了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年輕人，如何在星巴克、蘋果、亞馬遜、好萊塢片廠和研究型大學裡，從滿懷理想走向組建工會、上街抗議。他們有個矛盾的身份：「大學學歷的勞工階級」。

學歷通膨，夢想貶值

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大學學位是中產階級的入場券。數據顯示，大學畢業生的終身收入比高中畢業生高出75%。然而，這個差距在過去20年持續縮小。2008年金融海嘯與新冠疫情接連衝擊，讓「高學費換高薪工作」的邏輯開始失靈。

歷史學家彼得·特爾欽（Peter Turchin）將此現象稱為「精英過剩生產」——擁有昂貴學歷的人太多，需要這些學歷的工作太少。競爭白熱化，期望與現實的落差，將整個世代推向政治激進化。特爾欽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俄國革命前夕都找到了相同的歷史模式，並將當下的美國放入同一框架。

謝伯筆下的年輕人，擁有漂亮的頭銜卻沒有相符的實質：蘋果門市的「天才吧」員工被要求推銷3,500美元的Vision Pro頭戴裝置；亞馬遜倉庫的「夥伴」每一步移動都被精確追蹤；星巴克「合夥人」在不可預測的排班中耗盡青春。疫情讓「必要工作者」這個詞進入公眾視野，也讓傑夫·貝佐斯在疫情首月財富增加240億美元的同時，他的倉庫工人卻在風險中工作的荒謬對比，成為這場勞工運動的導火線。

階級意識遭遇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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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場運動的內部裂縫同樣深刻。亞馬遜史坦頓島倉庫工會的創始人克里斯·斯莫爾斯（Chris Smalls）在即將出版的回憶錄中，批評白人高學歷組織者試圖從有色人種工人手中奪取領導權。他堅持認為，「種族與文化」的重要性不亞於時薪。

星巴克工會的案例則呈現另一種張力：組織者在社群媒體上發出「聲援巴勒斯坦」的貼文，引發的風波遠比薪資談判更大，最終導致公司與工會互告。「加薩」議題的介入，讓一場本應聚焦於企業剝削的運動，被文化戰爭的邏輯所吞噬。

謝伯在書中對此保持樂觀，認為高學歷與非高學歷工人終將找到共同基礎。但批評者指出，2024年美國大選的數據說明了另一個現實：大學畢業生以16個百分點的差距支持哈里斯，非大學畢業生則以相近差距支持川普。兩群人或許都在工會卡上簽了名，但他們對移民、犯罪、文化的看法，仍然存在近20個百分點的鴻溝。

亞洲的鏡像：台灣、香港、東南亞的高學歷困境

這個現象在華人世界並不陌生。台灣的「22K世代」、香港的「雙失青年」、中國大陸的「躺平族」與「孔乙己文學」——這些詞彙背後，都指向同一個結構性問題：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遠超過優質工作崗位的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東亞社會的應對方式與美國截然不同。在美國，不滿的年輕人走向工會組織或街頭抗議；在台灣，部分人選擇移民或轉向斜槓創業；在中國大陸，「考公熱」（爭相考取公務員）成為另一種出路，折射出對私部門不穩定性的集體焦慮。不同的文化底蘊與政治環境，塑造了截然不同的出口。

然而，無論是組工會還是躺平，背後都是同一個問題：當「努力讀書就能過好日子」的敘事失效，年輕人還能相信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