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程創辦人槓上人口危機：中國面臨「史上最大挑戰」

1.09——這是中國目前的生育率，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面對這個數字，攜程共同創辦人梁建章站了出來，稱之為中國「史上最大的挑戰」。

1月22-23日，梁建章在香港主辦的「全球生育危機論壇」上，向中國政府提出大膽建議：提供大規模財政支援來鼓勵生育。這位線上旅遊巨頭的掌舵者，為何如此關注人口問題？答案或許比我們想像的更複雜。

旅遊業的人口焦慮

梁建章的擾憂並非無的放矢。對攜程這樣的旅遊平台而言，人口結構變化直接影響商業前景。年輕人減少意味著國內旅遊需求萎縮，經濟活力下降則會衝擊出境旅遊市場。

更深層的考量是，中國正在重演其他發達國家的人口軌跡，但速度更快、規模更大。日本花了數十年經歷的人口轉型，中國可能在十幾年內完成。這種「壓縮式」的人口變遷，讓政策調整的時間窗口變得極為有限。

有趣的是，梁建章本身就是五個孩子的父親。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多子家庭的可能性，同時也深刻體會到養育多個孩子的經濟壓力。這種親身經歷，讓他的政策建議更具說服力。

政策轉向的時機與挑戰

中國從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到2021年允許三孩，政策調整不可謂不快。但生育率持續下滑的現實表明，僅僅放寬限制是不夠的。梁建章提出的解決方案更加直接：每個孩子每月提供數千元人民幣的補貼、大幅降低教育成本、提供住房購買支援等。

這些建議需要的財政投入是巨大的，可能達到每年數萬億元的規模。但梁建章的邏輯是，與人口減少帶來的經濟損失相比，這些投入是值得的「投資」。問題在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財政空間支撐如此大規模的支出？

華人社會的共同困境

中國的人口危機並非孤例。台灣的生育率0.87（2023年），韓國的0.78，都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新加坡、香港等華人聚集地區同樣深受其擾。這種現象背後，反映的是東亞社會共同的文化和經濟特徵：高教育成本、激烈競爭、傳統家庭觀念與現代生活方式的衝突。

對比之下，歐洲一些國家通過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育率下滑的趨勢。法國的1.83、瑞典的1.76，雖然仍低於替代水平，但相對穩定。這給華人社會提供了參考：單純的經濟激勵可能不夠，需要更全面的社會支持體系。

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新定義

梁建章的行動代表了一種新的企業家角色：不僅關注商業成功，更積極參與社會議題的討論和解決。這種「企業家行動主義」在全球範圍內都有類似案例，從比爾·蓋茨的公共衛生倡議到馬斯克的太空探索。

但這也引發一個問題：當企業家開始主導社會政策討論時，這是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還是對政府治理能力的質疑？梁建章的人口政策倡議，某種程度上填補了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的溝通空白，但也可能反映出傳統政策制定機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