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委員會」：沒有程序的對話，只是另一場政治表演

美中兩國正討論設立新的貿易委員會，但分析人士警告：若缺乏具體的爭端解決程序，這個機構將迅速淪為政治舞台。Manus收購案的教訓，揭示了規則缺位的真實代價。

一筆超過20億美元的收購案，在交割完成前夕被命令撤回。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依據外商投資安全審查機制，要求Meta終止對中國AI新創公司Manus的收購。Manus早已將總部遷往新加坡，也引入了外國資本——但這些都沒能阻止北京的監管介入。當局認定，技術、人才、數據、歷史業務與戰略產業能量等「中國連結」，足以構成審查依據。

這不只是一家公司的挫敗。它揭示了整個美中經貿關係的結構性漏洞：在規則缺位的地方，不確定性本身就成了一種治理工具。

新委員會的輪廓，與它沒說出口的部分

隨著川普總統訪中的時程逐漸明朗，華盛頓與北京正討論設立一個新的「美中貿易委員會（Board of Trade）」。財政部長史考特·貝森特與美國貿易代表傑米森·格里爾提出的構想，是建立一個界定哪些交易不會跨越國家安全紅線的機構。

聽起來合情合理。但這個構想有一個危險的缺口。

問題不在於「哪些東西可以交易」，而在於「當普通商業糾紛升級為地緣政治對抗時，沒有任何程序能夠阻止它」。一個只負責批准或禁止交易的委員會，很快就會變成另一個政治表演的舞台。它真正的使命，應該是讓日常商業活動不被每一場外交危機捲入，防止微小摩擦引爆關稅、制裁、出口管制與報復的連鎖反應。

歷史已經給出了警告。1983年設立的「美中商業貿易聯合委員會」、2006年啟動的「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以及2017年宣布卻只開過一次便告廢止的「美中全面經濟對話」——這些框架都將對話提升至內閣層級，卻沒有任何一個建立起有約束力的程序。協商不等於治理，這個教訓一再被遺忘。

Manus案的核心問題，不是中國監管機構是否有權審查，而是企業在行動之前根本無從預判哪些事實會觸發安全審查。

公司總部所在地、創辦人居住地、過去的業務據點、雲端系統、數據流向、投資人結構、員工國籍、程式碼——這些全都可能在交易完成之後，被「追溯性地」認定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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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個時候，員工已經搬遷，投資人已經收款，程式碼、數據、智慧財產、盡職調查紀錄與工程知識已經進入新的系統。政府可以命令撤回交易，但無法取回已經被學習、複製、改造、嵌入的一切。

這對台灣、香港及東南亞的華人企業圈同樣是切身的警示。許多在美中之間架橋的企業——無論是台灣的半導體供應商、香港的金融中介，還是新加坡的科技新創——都面臨類似的灰色地帶：一筆在商業上完全合理的交易，可能因為「連結」的定義模糊而遭到任何一方的監管干預。

分析人士提出了幾個關鍵的制度設計要素。

首先是成文章程。管轄範圍、須通知的措施、違規的定義、從協商到仲裁的移轉條件、臨時限制措施的解除路徑——這些必須在企業投入資本之前就明確寫下。模糊的邊界不是彈性，而是「在企業已經投資後重寫規則」的邀請函。

其次是雙軌結構：商業治理軌道處理市場准入、關稅、補助、國有企業、支付與供應鏈；安全審查軌道處理出口管制、制裁合規、技術限制與投資審查。兩軌之間必須有正式的通知機制連結。否則，安全例外將吞噬整個貿易體系。

第三是常設秘書處。技術性工作不能只在峰會前臨時拼湊。需要一個持續監測執行情況、受理申訴、定期進行行業審查並公開報告的常設機構。企業應該能夠在不驚動內閣層級的情況下尋求澄清。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爭端解決程序必須在違規發生之前就設計好。裁決小組的組成、時限、保密規則、審查標準、履行期間、對抗措施的許可範圍——這些都必須事先約定。若等到違規發生後才開始談判，政治博弈將在最需要程序的時刻填補真空。

美中兩國的經濟依然深度交織。但規範它們的規則，建立在對國家權力、市場紀律、所有權、數據控制與國家安全的根本不同假設之上。貿易委員會無法消除這些差異，也不應該試圖消除。

真正的問題是：兩個競爭性體制能否建立一套程序，讓企業、銀行、航運商與投資人在行動前理解規則、在糾紛發生後驗證合規，並在不將每次分歧都變成國家意志考驗的情況下調整方向？

在當前環境下，當糾紛出現時，企業往往不知道哪條規則適用、哪個機構能夠釐清、什麼證據重要、審查要多久、除了升級對抗之外還有什麼救濟管道。在這種環境中，每一方都預設對方在利用模糊性。預防變成報復，報復變成常態。

一個認真設計的貿易委員會，目標不是消除不信任，而是讓不信任變得可以管理。讓糾紛在固化為教條之前有出口，讓例外在成為政策之前受到檢視，讓危機在成為關係「預設模式」之前被阻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