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博萊特的雙重標準：為何對人權侵害的回應因國而異

以色列駭客工具企業賽博萊特對塞爾維亞切斷關係，但對約旦和肯亞類似人權侵害指控卻採取不同態度，揭示監控技術企業的道德困境

一家擁有7,000個執法機構客戶的公司，面對人權侵害指控時竟然採取截然不同的標準。這不僅是商業決策問題，更關乎全球監控技術的倫理底線。

以色列手機駭客工具製造商賽博萊特（Cellebrite）去年做出了一個罕見的決定：在人權研究者指控塞爾維亞警方和情報機構使用其工具駭入記者和活動人士手機並植入間諜軟體後，該公司暫停了與塞爾維亞警方的合作關係。

標準不一的企業回應

當時，賽博萊特引用國際特赦組織的技術報告作為切斷客戶關係的依據。然而，面對最近在約旦和肯亞的類似指控，這家公司卻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駁斥指控並拒絕承諾進行調查。

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週二發布的報告指控，肯亞政府在當地活動人士兼政治家博尼法斯·姆萬吉被警方拘留期間，使用賽博萊特的工具解鎖了他的手機。一月份的另一份報告則指控約旦政府使用賽博萊特工具入侵多名當地活動人士和抗議者的手機。

公民實驗室的研究人員表示，他們在受害者手機上發現了與賽博萊特相關的特定應用程式痕跡，這是「高可信度」的證據，表明有人在這些手機上使用了賽博萊特的解鎖工具。

賽博萊特發言人維克托·庫珀回應稱：「我們不會回應推測，鼓勵任何有具體、基於證據擔憂的組織直接與我們分享，以便我們採取行動。」當被問及為何與塞爾維亞案例的處理方式不同時，庫珀表示「兩種情況無法比較」，並稱「高可信度並非直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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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賽博萊特是否會調查公民實驗室的最新報告，以及與塞爾維亞案例有何具體差異，庫珀並未回應多次後續詢問。

值得注意的是，賽博萊特過去確實切斷過與一些客戶的關係。該公司在2021年停止了與孟加拉、緬甸、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業務往來。同時，遵循美國政府限制敏感技術出口的規定，停止向香港和中國銷售產品。

這種選擇性的道德標準引發了質疑。為什麼某些國家的人權侵害指控能引起行動，而其他國家的類似指控卻被忽視？是否存在地緣政治考量影響了企業的倫理判斷？

公民實驗室研究員約翰·史考特-雷爾頓要求賽博萊特「公開他們批准向肯亞當局銷售的具體標準，並披露過去撤銷了多少許可證」。他表示：「如果賽博萊特認真對待其嚴格審查，他們應該不介意將其公開。」

這個案例反映了更廣泛的問題：隨著監控技術在全球範圍內擴散，如何確保這些工具不被濫用？企業應該承擔多少責任來監督其產品的使用？

對於華人社會而言，這個議題格外敏感。香港的活動人士曾指控當局使用賽博萊特工具解鎖抗議者的手機。在台灣，隨著數位轉型加速，如何平衡執法需求與隱私保護也成為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