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訴訟新戰場：當科學證據遇上企業責任

一個200兆美元的帳單正等待著全球主要經濟體。這是研究機構估算的「氣候債務」—富裕國家對全球其他地區的氣候賠償責任。但道德責任與法律責任之間，一直存在著巨大鴻溝。

美國與歐盟透過大量燃燒石油天然氣成為經濟強權，但這些「碳定時炸彈」卻率先在最貧窮、最炎熱的地區引爆。索羅門群島、查德等國家排放相對較少，卻因地理位置與歷史因素，成為全球暖化最脆弱的受害者。

如今，這場不公平的遊戲規則正面臨挑戰。

科學突破打破舉證難題

長期以來，氣候訴訟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因果關係證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分子跨越海洋與時間，要追溯其確切來源幾乎不可能。殼牌等石油巨頭正是利用這項科學限制，以「我們只是開採，燃燒的是車輛、電廠和工廠」為由規避責任。

但遊戲規則正在改變。2021年襲擊菲律賓的超級颱風奧德特造成400多人死亡、近80萬人流離失所。針對這場災難，菲律賓民眾對殼牌提起訴訟，關鍵證據是一項研究發現：氣候變遷讓奧德特級別的極端降雨發生機率增加兩倍。

更重要的突破來自2024年9月刊登於Nature期刊的研究，成功量化特定企業對21世紀一系列熱浪的貢獻程度。這標誌著氣候科學從「整體歸因」進入「精準溯源」時代。

法院態度轉變的信號

歐洲人權法院在多起氣候案件中確認，各國政府有保護人民免受氣候變遷影響的法律義務。雖然德國法院駁回了秘魯農民對德國電力公司的訴訟，但同時確立了重要原則：「主要碳污染者原則上可能對與其排放相關的氣候損害承擔責任。」

這項原則正接受實戰檢驗。2022年巴基斯坦大洪水的受災農民已對兩家德國電力與水泥公司提起訴訟，成為測試企業氣候責任的重要案例。

亞洲企業的風險與機會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波訴訟潮帶來的不僅是風險，更是重新定位的機會。

在台灣，台積電等科技龍頭已積極推動再生能源轉型，不僅是為了滿足國際客戶的ESG要求，更可能是為未來潛在的法律風險做準備。中油、台電等國營企業也面臨類似挑戰，需要在能源轉型與經濟發展間找到平衡。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金融機構對化石燃料項目的投資決策，也可能成為未來訴訟的目標。匯豐、渣打等銀行已開始調整投資組合，減少對煤炭等高碳行業的曝險。

中國大陸的特殊處境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雖是目前全球最大碳排放國，但其人均歷史排放量仍遠低於歐美發達國家。這種「發展權vs氣候責任」的矛盾，為國際氣候訴訟增添了複雜的地緣政治色彩。

中石油、中石化等國有企業在海外業務中面臨的法律風險，可能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新挑戰。如何在推動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同時，避免承擔過度的氣候責任，將是中國外交的新課題。

重塑全球責任分配

這波訴訟潮的核心不僅是索賠，更是重新定義全球氣候責任的分配機制。傳統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正面臨挑戰，「污染者付費」的市場機制可能成為新主流。

石油天然氣公司在明知氣候變遷威脅的情況下，仍繼續推動高碳業務並積極遊說反對氣候法規。這種「明知故犯」的行為，正成為法庭攻防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