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案陰影籠罩新司法部長人選

帕姆·邦迪在司法部長提名聽證會上，因過去處理愛潑斯坦案件的方式遭到嚴厲質疑。政治考量與司法獨立的平衡再次成為焦點。

2025年1月的華盛頓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室內，氣氛格外緊張。當帕姆·邦迪（Pam Bondi）坐在證人席上接受司法部長提名質詢時，民主黨議員拋出了一個尖銳問題：「為什麼在擔任佛羅里達州檢察總長期間，妳沒有適當處理傑弗里·愛潑斯坦案件？」

這個問題不僅僅關乎過去的政策決定，更觸及了美國司法體系的核心價值——政治與法治的界線究竟在哪裡？

愛潑斯坦案處理方式受質疑

在聽證會上，焦點集中在邦迪擔任佛羅里達州檢察總長的2011年至2019年期間，州層級對愛潑斯坦性交易案件的追訴不力問題。

民主黨參議員理查·布魯門薩爾指出，即使在愛潑斯坦於2008年與聯邦檢察官達成「寬鬆司法協議」後，州政府仍有權進行更嚴厲的起訴。這份協議讓愛潑斯坦逃脫了重大聯邦指控，僅需在郡監獄服刑13個月。

邦迪辯護稱「在當時的法律限制下採取了適當行動」，但受害者權益團體批評「政治考量扭曲了司法判斷」。數據顯示，在邦迪任期內，佛羅里達州處理的類似案件起訴率比全國平均水準低15%。

這次聽證會之所以備受關注，關鍵在於邦迪是唐納德·川普前總統的長期支持者，曾在2019年彈劾審判中擔任其辯護律師。

共和黨議員強調邦迪豐富的檢察經驗，但民主黨擔心「政治忠誠可能損害司法獨立」。特別是川普在競選期間曾表示要「利用司法部追究政敵」，這讓擔憂更加深化。

邦迪在聽證會上承諾「作為司法部長只對法律和憲法負責」，但她過去在愛潑斯坦案上的表現，成為質疑其承諾可信度的重要依據。

這場爭議對華人世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在台灣，司法改革一直是社會關注焦點，2016年後推動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正是要解決司法與政治糾葛的問題。

香港在2019年後的司法體系變化，以及新加坡長期維持的司法獨立傳統，都顯示華人社會對「法治vs人治」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實踐。美國這次的司法部長人選爭議，提醒我們即使在成熟民主體制下，政治與司法的界線仍需持續守護。

對於關注國際人權議題的華人社群而言，愛潑斯坦案代表的不僅是個案正義，更是對權勢階層犯罪的制衡機制。這種機制的有效性，直接影響到跨國人口販賣、洗錢等犯罪的打擊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政商司法糾葛」問題並非美國獨有。從韓國的財閥醜聞到歐洲的政治貪腐案，如何確保司法體系不受政治干預，是全球民主國家的共同挑戰。

邦迪的提名案預計將在未來數週內進行最終投票，結果不僅影響美國司法政策走向，也將成為觀察川普第二任期「政治化司法」程度的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