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地鐵槍擊案如何重塑美國四十年

1984年12月22日，聖誕節前三天，紐約地鐵2號線上發生的槍擊案，至今仍在塑造美國政治。四名來自南布朗克斯貧民區的黑人青少年，遇上了一個攜帶非法武器的白人男子。幾秒鐘內，伯尼·戈茨開了五槍，改變了四個年輕生命，也為美國未來四十年的政治走向埋下伏筆。

這不只是一起暴力事件。這是雷根革命如何將經濟焦慮轉化為種族仇恨，將結構性問題包裝成道德失敗的完美範例。

那個改變一切的下午

達雷爾·卡貝、詹姆斯·拉姆瑟、巴里·艾倫和特洛伊·坎蒂，四個18到19歲的青少年，住在同一個住宅區。這個社區在1980年代初已經殘破不堪——娛樂設施關閉，公共圖書館停業，街道被毒品和性交易的非法經濟佔據。

在那個異常溫暖的冬日下午，他們決定進城到曼哈頓的電玩店，試圖從投幣機裡偷點零錢。這是絕望中的微薄計畫。

坐在同一節車廂對面的，是37歲的白人伯尼·戈茨。這個住在格林威治村的電子工程師，腰間藏著一把上膛的.38口徑史密斯威森手槍。他已經得出結論：像他這樣的普通人必須自力救濟。

當坎蒂向他要5美元時，戈茨站起身，假裝要掏錢包，然後突然轉身，擺出戰鬥姿態開火。幾秒鐘內，他射中坎蒂的胸部，射中逃跑中的艾倫的背部，射傷拉姆瑟的手臂和胸部。

最令人震驚的是第四槍。當戈茨走向蜷縮在座位上的卡貝時，他說：「你看起來沒事。再來一槍。」然後近距離開火，射斷了這個青少年的脊椎，讓他終生癱瘓。

戈茨後來說：「如果我有更多子彈，我會一次又一次地射他們。我的問題是子彈用完了。」

英雄還是罪犯？媒體的選擇

令人震驚的不是槍擊本身，而是公眾反應。戈茨沒有被視為暴力罪犯，而是被讚譽為「現實版死願私刑者」——參考當時查爾斯·布朗森主演的賣座電影，描述普通白人用致命武力對抗城市威脅。

梅鐸的《紐約郵報》和《每日新聞》立即將此案包裝成「自衛」而非「謀殺未遂」。儘管受害者躺在加護病房，戈茨攜帶非法武器，但媒體描述他們是「掠食者」，他是「獵物」。

更關鍵的是，媒體開始散佈虛假資訊。關於這些青少年攜帶削尖螺絲起子的說法——完全是虛構的——很快成為主流媒體的「事實」。這個謊言深刻影響了公眾對案件的看法。

受害者收到仇恨郵件，被稱為「暴徒」和「動物」。沒人在乎他們都只有5英尺6英寸高，手無寸鐵。拉姆瑟後來在案件週年日死亡，疑似自殺。艾倫沉溺於毒品。卡貝終生癱瘓。

雷根革命的完美實驗

這起案件的政治意義遠超過槍擊本身。它發生在雷根執政的關鍵時期，當時政府正在進行一項危險的實驗：故意削減公共資源，然後將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歸咎於自由派政策。

雷根政府的策略很簡單卻毀滅性：最有效削弱自由派社會政策的方法，就是先讓它缺乏資源，然後指出它的必然失敗。正如雷根助手詹姆斯·奇科尼在內部備忘錄中解釋的，「政府資源減少」的時代將使「自由派方法」在「財政上無法維持」，這將迫使採用「替代方案」。

隨著1980年代每一年的過去，這種人為製造的崩潰被重新包裝為證據，證明國家問題源於自由派的社會、政治和種族政策，以及那些據稱「不想工作」的人的道德失敗。不平等被包裝成精英制度。

當富人越來越富有，普通人的生活越來越困難時，來自白宮的敘述繼續將日益加深的危機——無家可歸者增加、愛滋病疫情、垃圾滿街、轉向非法經濟——歸咎於壞人，而不是政策選擇。

浮士德式的交易

白人美國人在雷根的1980年代得到了一個浮士德式的交易：接受更薄弱的安全網、更嚴酷的經濟和更不平等的社會——但作為回報，獲得看到「對的人」被不斷擴張的刑事司法系統懲罰的情感滿足，以及如果他們碰巧將自己的挫折發洩在不像他們的人身上，同一個系統會保護他們的默契保證。

戈茨案完美證明了犯罪敘述和徹底的錯誤資訊如何被用來詆毀政府、為不平等辯護、使法外暴力合法化——同時聲稱擁有常識的外衣。

最終，戈茨只因輕微的槍械罪名服刑八個月。陪審團儘管面對確鿿的證據，仍然認為他基本上無罪。傳達給美國公眾的訊息很明確：至少某些人完全可以自行執法。

從地鐵到國會山

戈茨案幫助建立了保守派小報媒體和煽動性談話廣播的早期架構。這為後來的社群媒體和福斯新聞生態系統播下種子，它們一起完善了病毒式憤怒的藝術，以及為政治目的動員經濟焦慮的技術。

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漫長的雷根革命中：一個青少年跨州攜帶突擊步槍，因殺死抗議者而被讚為愛國者；一群暴徒衝進國會大廈，確信暴力是「拯救」民主的必要手段，然後被赦免；ICE探員射殺一名母親，儘管所有證據都相反，卻被說成是自衛。

川普沒有發明這些動態；他繼承了它們。他沒有創造白人怨恨的合法性。他沒有開創白人種族暴力或不斷加劇的收入不平等的新時代；他只是決定毫不掩飾地煽動前者，為後者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