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運算還沒來，但準備它的公司已經在賺錢了

6億6500萬美元。這是Peter Sarlin上一次創業的結局——將Silo AI賣給晶片巨頭AMD的價格。然而，距離那筆交易僅僅18個月後，他已經離開了AMD，轉身投入一個更大的賭注：一家押注「量子運算時代」的AI公司，而那個時代，目前還沒有人確定何時會真正到來。

這家公司叫做QuTwo，總部設在芬蘭。它的核心主張簡單而大膽：與其等待量子電腦成熟，不如現在就替企業建好切換的軌道。

一個「量子還沒來」就開始賣的生意

QuTwo的商業邏輯建立在一個前提上：當前的AI發展正在撞上效率的天花板。訓練大型語言模型所需的算力與能耗正以驚人速度增長，而傳統電腦的物理極限已隱約可見。量子運算被視為突破這道牆的潛在解法——但「潛在」二字，意味著它還不是今天的答案。

Sarlin的應對之道，是打造一個名為「QuTwo OS」的編排層（orchestration layer）。這套系統的設計目標，是讓企業能夠在傳統運算與量子運算之間平滑切換，並在過渡期間充分利用「混合運算」環境。在量子硬體尚未成熟之前，QuTwo採用「量子啟發式」（quantum-inspired）運算——以傳統硬體模擬量子行為——來繞過當前量子設備的技術瓶頸。

換句話說，QuTwo賣的不是量子電腦，而是「當量子電腦到來時，你不會措手不及」的能力。

時尚零售商與銀行，已經在買單

這套邏輯聽起來抽象，但QuTwo已經有了具體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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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最大的線上時尚零售商Zalando（德國，年營收超過100億歐元）正與QuTwo共同開發「生活風格代理人」（lifestyle agents）——一種不只回應搜尋需求，而是主動理解用戶生活情境、預測並推薦產品與體驗的AI工具。芬蘭金融服務集團OP Pohjola則與QuTwo啟動了量子AI聯合研究計畫。

Sarlin透露，這些「設計夥伴關係」（design partnerships）的規模已達「數千萬美元」。所謂設計夥伴關係，是指供應商與企業客戶共同開發產品的合作模式——對QuTwo而言，這是了解市場需求的方式；對企業而言，則是在量子時代到來前搶先卡位的籌碼。

QuTwo的團隊陣容同樣不容小覷。量子電腦公司IQM的共同創辦人Kuan Yen Tan、量子晶片新創SemiQon董事長Antti Vasara，以及芬蘭電信巨頭Nokia前執行長Pekka Lundmark相繼加入。整個團隊匯聚了超過30位量子與AI科學家。

為什麼現在這個時間點值得關注

全球AI競賽的焦點，長期以來集中在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OpenAI、Google DeepMind、Anthropic對上百度、華為、阿里——這條軸線主導了大多數的討論。然而，QuTwo的出現提醒我們，歐洲正在嘗試以不同的切入角度參與這場競賽。

對亞洲市場而言，這個訊號有幾層意義。其一，量子AI的基礎架構競賽已悄然開始，而且不只在科技巨頭之間展開，也在中型企業的日常業務中蔓延。其二，誰掌握了「量子就緒」的編排工具，誰就可能在下一輪運算典範轉移中佔據先機——無論那個轉移發生在五年後還是二十年後。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香港與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生態，乃至東南亞快速數位化的零售與物流業，都是量子AI技術未來可能深度滲透的場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在量子運算領域的投入同樣龐大——根據部分估計，中國在量子技術的政府投資已超過150億美元——但在商業化應用層面，與歐美的落差仍然存在。

懷疑的聲音也有道理

當然，這套邏輯並非沒有破綻。「量子啟發式」運算雖然今天就能用，但批評者指出，它與真正的量子運算之間存在本質差距，其效能優勢相當有限。更根本的問題是：沒有人能確定通用量子電腦何時真正到來。樂觀派說十年，謹慎派說幾十年，而這個時間差對企業的投資決策至關重要。

此外，「設計夥伴關係」雖然能帶來收入，但也可能讓產品方向受制於少數大客戶的需求，而非真正的市場普遍需求。QuTwo目前完全由Sarlin家族辦公室PostScriptum資助，尚未對外募資——這既是靈活性的來源，也意味著外部驗證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