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圈地運動」：基本收入的真正起源與當代意義

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警告AI正在進行「專業知識竊取」。追溯基本收入的歷史根源，200年前英國圈地運動的故事，正在以數位形式重演。

你花了一輩子積累的知識、技能與創作，正在被某家公司打包出售——而你一分錢都沒拿到。

2026年2月，麻省理工學院三位經濟學家（其中兩位是諾貝爾獎得主）發表論文，直白地將當前AI系統的行為定性為「expertise theft（專業知識竊取）」。他們寫道：「AI系統從網站、社群媒體、YouTube、報紙、維基百科和部落格免費抓取內容，將這些材料統計重組後出售存取權限。」

這不只是學術爭論。它觸及了當前全球基本收入討論最核心、也最常被忽視的問題：我們爭論的究竟是效率，還是正義？

從矽谷到市政廳：基本收入為何再度升溫

近年來，基本收入的倡導者來自光譜的各個角落。OpenAI CEO Sam Altman、Tesla與SpaceX CEO Elon Musk，以及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Andrew Yang，都以AI自動化導致大規模失業為由，主張政府應向民眾提供無條件現金給付。

實驗層面也有進展。加州斯托克頓市曾對125名低收入居民進行無條件現金給付試驗，結果顯示住院率下降、育兒品質提升。英國投資部長Jason Stockwood也公開表示，各國領導人「確實正在討論」這個方向。

然而，研究英國文化與政治的學者Will Glovinsky指出，這些討論遺漏了一個關鍵視角：基本收入的誕生，並非為了「解決」自動化問題，而是對一種剝奪感的回應。

1604年至1914年間，英國地主階級透過操控議會，將680萬英畝（約27.5萬平方公里）的公共土地私有化。過去，普通農民可以在這些土地上耕作、採集柴火、放牧牲畜。圈地之後，他們只能為地主打工，或遷往北方工廠城市。

一位農民的話道盡了當時的心情：「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有一頭牛，然後議會的法律把它奪走了。」

牛津大學經濟學家、機器學習專家Maximilian Kasy明確指出，AI公司大規模抓取數據的行為，與這段圈地歷史如出一轍。過去被圈走的是草地與森林；今天被「圈走」的，是人類數個世代積累的知識、技能、風格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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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圈地運動的衝擊下，世界上第一個基本收入提案誕生了。提出者是Thomas Spence，一位來自新堡的窮苦網具製造商之子。

Spence的構想是：將每個教區的不動產由居民共同持有，農場租金在支付公共服務（學校、醫院、道路）後，剩餘部分每三個月平均分配給所有居民，不論年齡、職業或性別。

1798年他估算年度分紅約10英鎊，換算成2026年2月的幣值約合1,496美元；1816年版本估算為4英鎊，約合456美元。考慮到當時男性農業工人全年工資約28英鎊，這是相當可觀的數字。

關鍵在於，Spence從不說「給人錢對他們有好處」。他說的是：「這筆錢是欠他們的。」圈地奪走了普通人對土地的天然權利，分紅是補償，不是施捨。

Spence的追隨者後來被稱為Spenceans，他們在倫敦酒館傳唱歌謠、在牆上塗寫口號，直到1817年被政府明令取締。

這場關於AI與基本收入的討論，在華人世界有其特殊的複雜性。

在台灣，創意產業與科技業高度交疊。插畫家、翻譯、程式設計師等知識工作者已開始面對生成式AI的直接衝擊，部分創作者社群正在討論著作權保護與AI訓練數據的授權問題。台灣政府目前尚未提出系統性的AI分紅或基本收入方案，但勞動部已開始關注相關就業衝擊。

在中國大陸，情況則截然不同。國家主導的AI發展策略（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大模型競賽）將數據視為國家戰略資源，而非個人財產。「數據主權」的討論框架與西方的「個人權利」視角存在根本差異。在這個語境下，「AI竊取專業知識」的說法幾乎不存在公共討論空間。

東南亞的華人社群則面臨另一種張力：一方面期待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與經濟機會，另一方面也對跨國科技平台（無論來自美國還是中國）掌控本地知識資產感到警惕。

阿拉斯加自1982年起，每年從石油開採收入中向所有居民發放數千美元——這是目前最接近Spence構想的現實案例。若AI產業的利潤能以類似方式「回饋公共」，誰來界定「公共」的邊界，將是華人社會無法迴避的政治問題。

當Elon Musk說「AI會讓很多人失業，所以需要基本收入」，他談的是效率與補償。當Spence說「地主圈走了你的土地，所以你有權拿回租金」，他談的是正義與所有權。

這兩種論述，表面上指向同一個政策工具，但背後的邏輯截然不同。前者把基本收入當作社會安全網的升級版；後者把它當作對系統性剝奪的糾正。

今天，當MIT經濟學家用「竊取」這個詞描述AI的數據行為，他們正在有意識地將討論從效率拉回正義。這個轉移，或許才是理解當前基本收入論爭真正走向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