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搶工作，政府準備好了嗎？

伯尼·桑德斯和史蒂夫·班農很少在同一件事上達成共識。但談到AI和就業的未來時，這兩位政治光譜兩端的人物卻有著相同的擁憂：「我們還沒準備好，而且沒有人在負責。」

大西洋月刊記者喬希·泰蘭吉爾在最新封面故事中，走訪矽谷到華盛頓特區，採訪了央行總裁到勞工經濟學家、AI企業高管到工會領袖。結果發現，儘管這些人在其他議題上可能完全對立，但在AI與就業問題上卻有著驚人的共識。

AI改變工作的現實

AI何時以及多快會取代人類工作？精確預測很困難。也許不會像科技推動者希望的那麼迅速，但AI仍然代表著一個將根本改變社會的發展。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預測，AI可能影響全球約40%的工作。如果這種轉變將原本需要數年的變化壓縮到數月內完成，後果將不僅限於經濟層面。

泰蘭吉爾形容用今天的數據來衡量AI影響，就像「只看後視鏡開車」——如果路是直的還算危險，如果有彎道就是災難性的。

華人世界的挑戰

對台灣、香港和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AI的衝擊可能更加複雜。這些地區高度依賴製造業和服務業，正是AI最可能首先影響的領域。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雖然在AI晶片製造上佔據優勢，但也面臨自動化可能減少就業機會的風險。香港作為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的許多職能已經開始被AI取代。

更重要的是，與中國大陸相比，這些地區在AI政策制定上缺乏統一的國家戰略，可能在這場技術革命中處於劣勢。

政治體系的脆弱性

大規模失業不只意味著失業率上升。它意味著貸款違約、連鎖倒閉、消費需求萎縮，以及「將衝擊轉化為危機，將危機轉化為帝國衰落」的自我強化型衰退。

泰蘭吉爾指出，AI帶來的最深層挑戰可能根本不是工作問題，而是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否有能力應對即將到來的變化。目前看來，答案並不樂觀。

解決方案不需要革命，只需要每個人把現有的工作做得更好：CEO要記住公民也是一種股東；經濟學家要在未來到達後視鏡之前就開始建模；政治家要選擇選民的工作而非自己的工作。

亞洲的機會與風險

亞洲國家在AI發展上各有優勢。中國在AI應用和數據規模上領先，日本在機器人技術上有深厚積累，韓國在半導體和電子產品上實力雄厚。但這些技術優勢能否轉化為社會優勢，關鍵在於政策制定。

華人社會傳統上重視教育和技能提升，這可能是應對AI衝擊的重要資產。但同時，家族企業和中小企業占主導的經濟結構，可能在快速技術變革中顯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