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無神論者因愛回歸信仰——哲學能解釋愛嗎？

當一個人愛上另一個人，他是否也可能因此愛上了上帝？

這不是一個修辭問題。美國作家克里斯多福·貝哈——曾任哈潑雜誌主編——在新書《為何我不是無神論者》中，提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命題：他回歸天主教信仰的關鍵，不是神學論證，而是愛情。

從信仰到無神論：一段痛苦的旅程

貝哈的無神論並非來自學術辯論，而是源於生命的創傷。大學時代，兄長遭遇嚴重車禍，他自己又被診斷出癌症。死亡的陰影讓他開始質疑從小到大的信仰。他拾起伯特蘭·羅素的反宗教著作，停止參加彌撒，轉而沉浸在卡繆與叔本華的哲學世界中。

他相信，理性足以解釋一切。宗教，不過是人類面對未知時的心理慰藉。

然而，十多年後，一次普通的約會改變了這一切。

愛情如何動搖了無神論

起初，貝哈的表現糟透了。他「像木頭一樣僵硬、過度自我意識」，喋喋不休地談論自己的文學抱負，而她只是禮貌地點頭。轉機出現在他決定讓她笑的那一刻。她教會了他兩件事：他能夠讓人開心，而且他「仍然有能力幸福，也能讓另一個人幸福」。

一年之內，他們訂婚了。

這段關係帶來的改變遠不止於此。他戒了酒，抑鬱症消退，原本認為「毫無意義」的生育念頭也開始吸引他。他在書中寫道：「我的生命充滿了愛，但這份愛本身要求我為它找到意義。」

問題來了——他過去信奉的無神論，無法為這份意義提供令他滿意的答案。

兩種無神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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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哈面對的是無神論的兩條主要路徑，而兩條路都走不通。

理查·道金斯和丹尼爾·丹尼特代表的科學無神論，將愛解釋為「大腦中的神經化學過程」——多巴胺與催產素的交握。這在生物學上或許精確，但在貝哈看來，這種解釋將他的體驗「壓平了」，抹去了那些讓愛顯得無可取代的東西。

尼采式的「浪漫理想主義」——個體在無意義的宇宙中自我創造意義——同樣無法解釋他的處境。因為他的意義不是自己創造的，而是從外部而來，來自另一個人，來自一段關係。意義的來源在自身之外，這一事實讓尼采的框架崩塌了。

回歸信仰——以「懷疑的信徒」身份

令貝哈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他以為早已拋棄的天主教信仰，竟然提供了最接近他體驗的語言。中世紀基督教神秘主義強調沉思與「在困惑中生活的意願」，而新約聖經「神不只是愛，神本身就是愛」的宣稱，與他的體驗產生了共鳴。他重新開始參加彌撒。

但他的妻子至今仍是無神論者。她對丈夫的回歸「完全支持，態度大致平和」，卻也坦言困惑：他真的相信這些嗎？奇蹟？復活？社會教義？

貝哈的回應是將自己定義為「懷疑的信徒」。確信與懷疑並存，信仰有時像「一廂情願」，懷疑有時又像「固執且遲鈍」。他仍然堅持。他寫道：「信仰，畢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事。」

「工具性宗教」的對比

貝哈的故事在當代改宗敘事中顯得格外不同。

活動家阿亞安·希爾西·阿里於2023年宣布改信基督教，理由是抵抗威權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與「覺醒意識形態」。她的聲明中沒有提及基督，也沒有提及愛。政治人物J·D·萬斯於2021年談及改信天主教時說：「我很喜歡天主教會非常古老這件事。現代世界不斷變動，你10年前相信的事，10年後可能已不被接受。」饒舌歌手祖比在X上發文稱「西方若失去基督教，將徹底完蛋」，該帖獲得近200萬次瀏覽，伊隆·馬斯克回覆「你可能說得對」。

將宗教視為對抗文化衰退的工具，或許出於真誠的憂慮。但貝哈的書提出了一個隱性的質疑：當信仰被主要描述為「抵禦敵人的武器」或「回歸過去的入場券」時，信仰本身最具人性化的力量，是否已悄然流失？

對華人世界的叩問：在「無宗教」與「信仰」之間

這個問題對華人社會同樣具有現實意義。在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中，宗教實踐往往以民間信仰、佛道混合的形式存在，與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有著根本差異。而在中國大陸，官方意識形態的框架使得「信仰」的公開討論長期受到限制，儘管近年來基督教、佛教的私下傳播並未停止。

貝哈的問題——「科學能解釋愛，但這足夠嗎？」——跨越了文化與制度的邊界。在一個人工智慧可以預測情感行為、演算法可以計算「配對相容性」的時代，人們如何為自己最深刻的體驗賦予意義，已不再只是西方哲學的課題。

哲學家馬修·克勞福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許多曾相信理性與科學能解釋一切的人，如今感受到一種真實的飢渴，渴望某種更多的東西。」這種飢渴，或許正在悄悄穿越各種文化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