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公司對政府說「不」：Anthropic的底線之戰

一家美國AI公司，因為拒絕讓自己的產品用於監控美國公民，被自己國家的國防部列為「供應鏈風險」。這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而是2026年3月正在發生的現實。

事件始末：一份合約，兩條紅線

Anthropic是Claude的開發商，以強調AI安全著稱，由多名OpenAI前高層創立。這家公司並非第一次與政府合作——它本已持有多份國防相關合約，與五角大廈的關係並不陌生。

然而，當五角大廈試圖擴大合約範圍時，Anthropic執行長達里奧·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劃下了兩條底線：不得用於自主武器系統，以及不得用於大規模監控。

五角大廈的回應出人意料地強硬：不僅拒絕這些條件，更將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這個指定機制本是用來排除可能在技術堆疊中植入惡意後門的外國供應商——例如中國網路設備商。如今卻被用來對付一家因「有倫理政策」而不配合的美國本土企業。

Anthropic隨即提起訴訟，主張政府行為「試圖摧毀全球成長最快的私人企業之一所創造的經濟價值」，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及第五修正案。

與此同時，競爭對手OpenAI執行長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宣布接受「所有合法用途」，拿下了合約。他甚至聲稱OpenAI有三條紅線，而政府全部接受。然而這番說法隨後引發廣泛質疑，奧特曼也開始逐步修正立場。

「合法」二字為何不可信：半個世紀的監控擴張史

要理解Anthropic的顧慮，必須先了解美國政府如何一步步重新定義「合法監控」的邊界。

9/11之後，《愛國者法案》賦予政府前所未有的監控權限，名義上是為了防範恐怖主義。與此同時，雷根時代的第12333號行政命令被重新詮釋：只要通訊數據曾經過境美國以外的光纖纜線，NSA（國家安全局）便可在境外截取，即便通訊雙方都是美國公民。

更關鍵的是語言的扭曲。NSA對「目標」（target）一詞的內部定義，與一般人的理解截然不同：只要通訊內容提及任何外國人，整段通訊便成為可收集的對象。換言之，你發給朋友的訊息中若提到一個外國人的名字，NSA便有權截取並保存。

2013年，前NSA承包商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了這一切。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曾在國會聽證會上明確否認大規模收集美國人數據，事後證明是謊言。斯諾登的洩露文件顯示，所謂「合法」，不過是政府律師精心構築的文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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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一個名為「第三方原則」（Third-Party Doctrine）的法律概念。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保障公民免受無理搜查，但法院早已裁定：儲存在第三方（如電信公司、雲端服務商）的數據，不在此保護範圍內。在數位時代，這意味著你的iCloud照片、Gmail郵件、位置記錄——政府在許多情況下無需搜查令便可取得。

Anthropic真正擔憂的場景，正是這些機制的疊加：政府從數據仲介商購買商業數據，再將這些數據輸入Claude進行分析。全程無需法院許可，無需通知當事人，AI也不會疲倦。這就是「AI加持的大規模監控」的具體樣貌。

為什麼是現在：AI讓規模問題變成本質問題

監控的問題並非AI帶來的新問題，但AI從根本上改變了監控的規模。

過去，即便政府擁有海量數據，人力分析的瓶頸限制了實際監控的深度。AI消除了這個瓶頸。一個不眠不休、不帶情緒、能同時處理數百萬筆記錄的系統，意味著「理論上可以監控所有人」與「實際上正在監控所有人」之間的距離，正在急速縮短。

這也是為什麼Anthropic的這場衝突，比表面看起來更具有指標意義。它不只是一家公司與政府的合約糾紛，而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首次以如此公開、激烈的方式被提出：在AI時代，民間企業是否有權、有責任拒絕成為監控國家的工具？

多方視角：這場衝突沒有簡單答案

川普政府的立場直白：國家安全需要什麼工具，私人企業就應提供。以「倫理」為由拒絕，不可接受。將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施壓手段，其強硬程度遠超以往任何行政爭議。

**OpenAI的處境**則頗為尷尬。接受「所有合法用途」，要麼意味著不了解「合法」背後的詮釋歷史，要麼意味著明知故犯，賭公眾不會深究。無論哪種情況，都是政治風險。

科技產業長期以來扮演著類似角色：Apple曾拒絕FBI要求在iPhone中植入後門，各大雲端服務商也為用戶數據的政府請求設置了程序性障礙。Anthropic的抵制，是這條脈絡的延續。

對華人世界的意義則需要更複雜的思考。中國大陸的監控體系——從人臉辨識到社會信用系統——早已是AI與國家權力深度融合的現實案例。西方世界長期以此為批評對象，如今美國政府卻試圖走上類似的道路。這種對比，對台灣、香港及全球華人社群而言，具有特殊的觀察價值：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問題永遠在於誰掌握它、為何目的而用。

從憲法角度，美國公民自由組織FIRE提出了另一個論點：強迫企業編寫它不願意編寫的程式碼，是否構成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禁止的「強制言論」（Compelled Speech）？程式碼是否屬於言論自由的保護範疇？這個問題在AI時代有了新的重量。

歷史的弔詭：不夠精緻的政府，反而讓問題浮上水面

過去數十年，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監控體系的擴張都是透過精密的法律詮釋、秘密法庭和不公開的行政命令悄悄推進的。公眾只有在斯諾登這樣的事件發生後，才能一窺真相。

川普政府的特點在於它的「粗糙」。它不做精緻的法律包裝，直接提出要求。這種方式固然危險，卻也弔詭地將原本隱藏在暗處的問題攤在陽光下。一場本可能以靜默方式完成的監控擴張，因為這份粗糙，變成了一場公開的社會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