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版權和解遭法官煞車，AI訓練數據爭議未了

15億美元，被稱為「美國史上最大版權和解案」——但這筆錢，許多本該受益的作者卻說，他們寧願不要。

事件始末

2026年5月，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馬丁內斯-奧爾金拒絕對Anthropic提出的15億美元版權侵權和解案進行最終批准。Anthropic旗下的AI模型「Claude」在訓練過程中被指控未經授權大量使用書籍內容，由此引發集體訴訟。

法官的疑慮集中在兩個核心問題：其一，代表作者的律師團隊所獲報酬被多名異議人士批評為「嚴重偏高」；其二，實際分配給集體訴訟成員（即受影響作者）的金額被形容為「九牛一毛（pittance）」。法官要求作者方律師團隊正面回應異議人士的關切，而非迴避。

更值得關注的是程序層面的問題。部分異議人士向法院提交書面陳述，指控作者方律師團隊試圖「不公平地阻止」他們發聲——這意味著，這場訴訟內部已出現代理人與被代理人之間的利益裂痕。

為何此刻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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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一場版權糾紛，而是一次對「AI可以學習什麼」這個根本問題的法律定性嘗試。

OpenAI、Meta、Google等科技巨頭同樣面臨類似的版權訴訟。若Anthropic的和解順利獲批，將在事實上為業界確立一個「賠償基準」，為其他公司提供參照。如今和解懸而未決，整個AI產業的法律不確定性將持續更長時間。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場訴訟的意義同樣不容忽視。中文網絡上存在海量的文學、新聞、學術內容，其中相當部分已被各大AI公司用於模型訓練。中國大陸目前對AI訓練數據的版權規範仍在摸索階段，台灣、香港的著作權法體系則更接近國際標準。當美國法院試圖釐清這條邊界時，亞洲的內容創作者同樣需要思考：自己的作品在哪裡、以什麼方式被使用？

數字背後的權力結構

集體訴訟（Class Action）的邏輯是以「集體力量」對抗強大的被告。然而這個機制本身存在一個內在矛盾：律師的激勵在於促成和解，而非最大化每位成員的個人利益。

15億美元聽起來龐大，但當受益對象分散至數以千計的作者時，個人所得可能僅有數百美元。相比之下，Anthropic一旦和解達成，便能以相對可控的代價，換取對未來類似訴訟的大幅免疫。這筆帳，不同立場的人算法截然不同。

從投資者角度看，和解的延遲意味著Anthropic的法律風險敞口持續存在，在其尋求新一輪融資之際，這並非利好消息。從內容創作者角度看，若最終和解條款依然維持「低補償」格局，則等同於默認了AI公司可以低成本取得創作成果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