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挖好了，但核廢料永遠沒進來

一條8公里長的隧道，靜靜躺在內華達州沙漠地底。軌道已鋪好，通風管道已安裝，岩石樣本已採集，安全評估已完成。唯獨核廢料，從未進來過。

這就是尤卡山——美國聯邦政府投入數百億美元、耗費超過40年建造的高放射性核廢料地質處置場。它是人類史上最雄心勃勃的長期工程之一，設計壽命超越美國國祚本身，卻在政治的反覆折騰中淪為一座廢棄的地下紀念碑。

文化人類學家、美國能源部前官員喬書亞·斯科特·愛德華茲（Joshua Scott Edwards）於2023年6月親赴現場考察後，寫下了這份診斷報告。他的結論直白而沉重：「岩盤沒有失敗我們。失敗的，是政治體制。」

24,000年的半衰期，遇上4年的選舉週期

要理解尤卡山的困境，必須先掌握核廢料的時間尺度。

使用過的核燃料中含有鈽-239，其半衰期超過24,000年；鈾-235的半衰期更長達7億年以上。要安全隔離這些物質，需要的管理時間遠遠超過任何人類文明的存續。

然而，美國的政治週期是4年。

1987年，國會修訂《核廢料政策法》，將處置場候選地點限縮為內華達州尤卡山一處。這個決定被當地人稱為「坑內華達法案」（Screw Nevada Bill），從一開始就喪失了地方社區、州政府與原住民族的信任。

2002年，小布希政府批准計畫推進。此後的歷史，是一場令人眩暈的政策輪迴：2009年歐巴馬政府以政治壓力為由凍結資金；2016年重啟「同意為基礎的選址計畫」；2017年川普政府一上台即擱置；2021年拜登政府縮小規模後復活；2025年第二任川普政府再度更名為「合作選址」，並推出「核能生命週期創新園區」新構想。

名稱不斷更換，負責人不斷輪替，核廢料卻持續累積。目前，美國使用過的核燃料分散存放於39個州、逾100處設施，總量已達約95,000公噸，每年新增約2,000公噸。

法律的迷宮與財政的陷阱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制度性矛盾同樣令人窒息。

現行《核廢料政策法》實際上禁止在尤卡山以外地點建造處置場。更荒謬的是，中間貯存設施的建設，也必須等到處置場取得許可證後才能進行。在尤卡山計畫陷入僵局的今天，能源部既不能建處置場，也不能建貯存設施——完全被法律鎖死。

即便如此，拜登政府仍在2021至2023年間投入2,400萬美元，組建由12個團隊構成的「同意選址聯合體」，在全美各地與公民展開對話。然而，愛德華茲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團隊可以幫助社區聆聽、規劃、討論，卻無法誠實地告訴他們，所討論的設施依法根本不能建造。」

財政結構更製造了一個扭曲的誘因。1982年的法律要求能源部在1998年1月底前開始處置核廢料，未能履約後，電力公司訴諸法院，由納稅人買單的賠償至今已超過120億美元，未來預估負債更高達386億至443億美元。

弔詭的是，這套賠償制度反而削弱了各方推動處置場建設的動力。一旦處置場啟用，核廢料就必須透過鐵路、公路、水路全國轉運，重新引爆關於路線、社區同意、原住民主權與公共安全的爭議。對某些利益相關方而言，現狀的「低調分散貯存」，比一場全國性的選址大戰更容易接受。

芬蘭做到了什麼，美國沒能做到

對比之下，北歐小國芬蘭的經驗格外值得關注。

芬蘭的翁卡洛（Onkalo）處置場，正等待監管機構最終批准，即將成為全球第一座正式運營的使用過核燃料地質處置場。這一成就建立在自1980年代起長達數十年的自願、逐步選址過程之上。每個階段，地方社區都保有退出權。最終選定的埃烏拉約基（Eurajoki）市，核設施收入佔其不動產稅收約90%、總稅收約三分之一——財政利益與社區命運深度綁定，信任因此得以積累。

加拿大、瑞典也有類似的成功路徑：由獨立的專責機構主導，不受政權更迭影響，數十年如一日地推進選址對話。

美國並非不知道這條路。過去15年間，專家持續呼籲設立獨立的核廢料管理專責機構，使其擁有受保護的資金來源，與選舉週期脫鉤。2024年，美國眾議院提出《核廢料管理法》，但未能通過委員會審查，隨著第118屆國會在2025年1月結束而自動廢止。

這與華人世界有何關聯？

這個問題距離亞洲並不遙遠。

台灣目前的核廢料同樣缺乏最終處置方案，蘭嶼低放射性廢料貯存場的遷出問題懸而未決數十年，達悟族的抗議從未停止。在能源轉型的壓力下，核能是否重返台灣能源組合的討論方興未艾，但「廢料去哪裡」的問題從未被認真回答。

對中國大陸而言，核能擴張計畫雄心勃勃——目標是在2035年前將核電裝機容量提升至150至200吉瓦。但高放射性廢料的最終處置場至今仍在選址評估階段，甘肅北山地區被列為重點候選，預計本世紀中葉前後才可能建成。規模龐大的核電擴張，正在製造同樣龐大的廢料管理缺口。

2025年，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的改革浪潮中，能源部核廢料技術審查委員會的成員幾乎被全數解任，獨立技術監督功能形同癱瘓。核管理委員會（NRC）的委員也在政治壓力下遭到解職，監管獨立性受到質疑。這一趨勢提醒我們：即便是已建立數十年的監管體系，也可能在一個政治週期內被迅速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