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史詩行動」揭示的美國霸權新常態

2026年2月28日，美國海軍驅逐艦USS Delbert D. Black發射了戰斧巡航導彈。這次代號為「憤怒史詩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的軍事作戰，成功逮捕了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並擊斃了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

這不只是中東局勢的變化，更是美國30年來外交政策模式的赤裸展現。表面上看似激進的川普政府，實際上延續了冷戰結束以來每一屆政府的核心邏輯。

美國「干預基因」的延續性

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常被描述為與過往的「決裂」。確實，他對盟友的蔑視、對國際規範的無視、放棄價值觀外交等特點與前任不同。但仔細檢視冷戰後歷屆政府，會發現延續性遠大於變化。

共同點在於「維持國際體系霸權地位」的目標，以及為此「彎曲規則」的意願。從小布希政府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依賴「自願聯盟」，到美國拒絕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或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一直維持著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今年1月達沃斯論壇上所說的「愉快虛構」。最強國家（即美國）「在方便時豁免自己」，國際法「根據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以不同嚴格程度適用」。

川普的行為只是讓這些行動更加公開化。不再假裝遵守國際法，也較少受到國會監督或聯合國授權的約束。

政權更迭的「美國衝動」

歷屆美國政府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對政權更迭的傾向。撇開移除不良政權的功過不談，美國的「傳教衝動」根深蒂固。每屆政府都會批評前任陷入人道主義干預和無止境戰爭的泥沼，但最終無法抗拒重蹈覆轍。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軍事行動的正當化理由各不相同：1990年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是「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1990年代在巴爾幹和索馬利亞的干預是為了「自由國際秩序」，2001年入侵阿富汗是「國家安全利益」，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則是「純粹的權力政治」（以反恐聯繫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虛假藉口）。

川普政府這次的軍事冒險主義理由更難定義（逮捕馬杜羅和擊斃哈梅內伊，儘管兩國都未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或存亡威脅），但干預傾向依然不變。

中印的「戰略克制」與美國的對比

相比之下，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大國雖然偶爾在近鄰地區展現影響力，但本能是保持距離而非干預。因此，它們經常被批評為膽怯、不承擔責任或搭便車。

北京和新德里對華盛頓近期軍事行動幾乎沒有阻止作用。中國的四項全球倡議——涵蓋發展、安全、文明和治理——在無法保衛或支持委內瑞拉、伊朗等重要夥伴時顯得空洞。印度自稱為「全球南方代言人」的雄心，在全球南方多國遭受攻擊而新德里保持沉默時，又有何意義？

最近在斯里蘭卡海岸，一艘伊朗護衛艦在參加與印度的多邊海軍演習「MILAN」後不久即被美國魚雷擊沉，這說明新德里在面對美國在其鄰近地區的侵略時基本上無能為力。這削弱了兩國成為全球南方「淨安全提供者」雄心的可信度。

亞洲的「安全假象」

亞洲國家可能因美國忙於處理中東的反覆不穩定和烏克蘭戰爭而感到安心。加上將西半球視為美國專屬勢力範圍的「頓羅主義」，這些發展限制了華盛頓干預亞洲的頻寬，符合歷屆美國政府難以完成「重返亞洲」的困境。

然而，認為亞洲具有免疫力是一種謬誤。冷戰期間，亞洲是美國最長期軍事干預——越戰的焦點。為什麼現在期望華盛頓會自我克制？在推翻了拉美和中東的政權後，華盛頓為什麼會在亞洲劃下界線？

近期發展應該為亞洲敲響警鐘。無論出於權力還是意識形態原因，華盛頓一旦察覺到長期對手的弱點跡象，就會撲上去。技術變革的步伐也使戰爭成為風險較低的活動，精確打擊作戰和無人機攻擊不會讓美國人處於危險之中。

平壤可能認為核武器提供了保護，但川普政府會因在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近期「成功」而更加大膽。即使是北京也不安全。雖然美國斬首中國領導層的機率接近零，但考慮到川普的冒險偾好以及其政府中多位對華鷹派的存在，這一機率可以說略有上升。從美國角度來看，趁早對北京採取行動也是合理的，因為軍事力量平衡隨時間推移持續向中國傾斜。

正如川普對格陵蘭的威脅所示，民主政權和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夥伴也不能倖免。

「去風險化」的新定義

COVID-19大流行後，人們越來越多地討論需要對中國「去風險化」，因為世界對該國的供應鏈依賴過度。現在，去風險化也指減少對美國反覆無常的「強權即真理」外交政策的暴露。

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回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曾說「今日的烏克蘭可能是明日的東亞」。但現在可以改寫為「今日的中東可能是明日的亞洲」，考慮到川普的狂妄和美國永無止境的傳教使命以及維護霸權地位的目標。